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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弦乐队的彩排 Prova d'orchestra(1978)

简介:

    导演费里尼的《乐队排演》,拍摄了一个交响乐团的排演状况,其中,相当讽刺地呈现出五花八门的情境气氛,什么都有,就是没有一般想像中的一个交响乐团乐团该有的和谐愉悦,团员之间的摩擦不合,象徵着人类社会的常态,在片中,团长成为某种「神」一般的存在,费里尼藉着检视音乐家们的种种喜怒哀乐,这个独特场景下人物的互动,变成人类社会的缩影。

演员:



影评:

  1. 原文地址:

    最后是黑暗:没有了场景,没有了争论,没有了画面,但是藏在暗处的声音却在说话:“音乐不带任何色彩,你们以为我是裁判?”说话的声音变成了质疑:“大号在哪里?你们再聊什么?”质疑又变成了命令:“再来一遍!”——于是音乐又重新响起。

    黑暗只是关闭了摄像机,在一个管弦乐队的彩排现场,似乎一切都没有改变:继续有质疑,继续有命令,继续有音乐,“再来一遍”的故事里仿佛永远没有结束,没有结束的现场仿佛都指向了最后和谐的到来?当费里尼制造了摄像机的黑暗而只留出声音的时候,是不是一种有意而为之的暗示:场景和画面只是为了拍摄所需,打开或者关闭,根本不能让一场彩排走向终结——它完全脱离了拍摄的目的,变成了自为的存在。

    而在一开始的时候,这种目的就已经很明显了:协会的老头走了进来,他将曲谱放到了架子上,然后对着摄像机说:“我是抄写员,再过一年就退休了,音乐是我的生命。”如果这些话是在自言自语,可以看成是忽略了摄像机的存在,紧接着的一句话却提醒了这一次彩排的特殊场景:“我的唠叨是不是烦到你了?”对话产生了,很明显证明抄写员是在对话中,而他说话的对象就是摄像机。而当有人走进来的时候,这种目的性已经很明显了,他说:“听说电视台要做乐队的纪录片?”而老人接着他的话题说:“我已经说过了。”当进来的人越来越多,对这次纪录片的摄制也开始变成了话题:有人说,不要采访我,于是从摄像机钱走开了;有人问:是不是谁拿了好处?我们可以不接受采访,因为没有协议;还有人主动走近摄像机,拿着乐器自我介绍:“你采访我?我在皇宫里演出过。”

    有人开始拒绝,有人自我推介,在近和远的关系里,摄像机始终作为一个在场者而存在,无疑,费里尼如此强调摄像机,并将它带到现场,似乎是为了打破第四堵墙,但其实,摄像机之存在,除了记录接下来彩排的全过程之外,也是作为一个特殊“观众”而存在——彩排其实不会有观众,它是在某种封闭的空间里进行,但是当费里尼将“观众”带进来,就变成了真正的在场者,记录之外则是见证这一场彩排如何会有不和谐,如何演变成暴力,又如何在混乱中重新寻找秩序——而当最后变成一片黑暗,摄像机已经不再记录场景,但是却依然是一种观众的存在,它记录了声音,甚至在“再来一遍”的命令中让这个过程完整演绎。

    而最后的黑暗去除了画面感之外,却保持了某种隐秘:是不是演奏者会重新争吵?指挥者的权力会不会被重新架空?整个彩排会不会继续跌入到混乱中?而这些疑问看起来无解,却早已经提供了答案:混乱之后的秩序再现,争吵之后的命令表达,甚至暴力之后的音乐响起,都不是完成了最后的重建任务,它在循环中已经失去了了可能性:在黑暗之前,那把竖琴立在废墟中,像是一块墓碑,每个人的表情都很凝重,哭泣声是对于迷失的反应——死亡已经抵达,最后的努力完全是徒然无用的,而这也成为一种社会的隐喻:后暴力社会,即使大家重新坐在一起,即使开始了重建,如果没有解决最本质的问题,那么暴力依旧会成为一种破坏力。

    所以,这场有“在场者”的管弦乐队彩排,其真正目的在于揭示出暴力是如何产生的。当抄写员进入彩排现场,他介绍这个场地时,似乎就隐约传出此次彩排的特殊性:“这是古代的演讲台,后来是主教的墓地,1871年成为真正的演奏场地。”无论是古代的演讲台还是主教的墓地,仿佛都属于久远的历史,而这个久远的历史也成为一种封闭的结构,当音乐协会组织管弦乐队,当管弦乐队成员进入其中,是不是意味着这是一种闯入行为?在彩排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插曲是:一只老鼠被人发现,于是大家追逐,最后在墓碑后面抓住了它。老鼠不是闯入者,在人们的视野里,它却成为了一个破坏者,而其实将老鼠打死的时候,彩排人员从闯入者已经变成合法者,他们占据了这个空间,他们也可能改变这个封闭的历史。

    音乐协会组织起这些爱音乐的人,组建管弦乐队,并进行彩排,其目的是重建音乐的秩序,而管弦乐队需要的也是众人配合的机制,但是这里的每个人其实都是分散的,他们身上更多体现的个人主义,而个人主义和管弦乐队这个集体之间便不可避免产生矛盾。刚进来的时候,大家似乎还没有进入到排练的秩序中,有人看着封面是性感女人的杂志,有人在收听赛事广播,有人还在吃东西,有人游戏一般吹出了一个大气球,甚至有人还问:“《八部半》是不是一部精神分析电影?”各自做着自己的事,显然他们还没有那么进入到彩排的状态中,而这种分散性甚至自我性,其实已经根植在每个人的性格里,所以接下来他们都在介绍自己手里的乐器时,都强调了独一无二性。拿着长笛的男人说:“我的乐器与人类的声音最接近,这是一种神秘的声音。”而另一个男人手里拿着长号:“长号是独一无二的乐器,它表达的是寂寞。”拉大提琴的男人则认为,大提琴是乐队最基本的乐器,其作用无可替代,而拉小提琴的男人则说,小提琴才是乐队的心脏。

    如果只是介绍自己的乐器,甚至只是把手上的乐器当成独一无二的存在,似乎也无可厚非,这就是所谓的“忠诚”:“乐器不会背叛你,一旦选择了就会永远忠诚于你。”但是这种自我褒奖慢慢进入了另一种状态:贬低甚至嘲笑其他的乐器和演奏者。大提琴嘲笑小提琴太女性化,小提琴则说大提琴是“渗透性的阴茎”;有人说“长笛是鸡巴”,有人说“小提琴是诱惑人的婊子”……于是攻击开始了。但是无论是之前的自我褒奖还是之后的相互攻击,都是一种混乱的表现,就像社会的存在一样,他们只是一群“乌合之众”——以为自己找到了尊严,实际上是建立在树立敌人的基础之上的。

    但是在乌合之众的争吵之后,却出现了一个指挥家,他象征着维持秩序的权力:站在众人面前,站在彩排的台上,用指挥棒命令大家听从他的指挥。当出现不和谐音的时候,指挥会打断,然后让大家重新开始,其中还特别指出某些乐器,如何保持与整个乐队的协调。指挥者的作用不容小视,他甚至是整个管弦乐队的灵魂,而似乎也只有他才能让彩排进入到和谐状态。但是指挥者的特殊地位又让他拥有了超越个体的权力,他会命令竖琴重新演奏,他会生气地将曲谱扔掉地上,他会撅起屁股做出不雅的动作,而他在休息时强调的一种观点是:“音乐是不存在的,每个人需要的是习惯存在。”习惯存在就是习惯秩序,就是习惯规则,就是习惯权力,他把自己看成是国王,看成是牧师,指挥棒无疑变成了权力的象征。

    也正是这种权力控制,终于使得每个演奏者开始反抗,当休息之后指挥者重新站在台上时,灯灭了,一片漆黑中燃起了蜡烛,而此时的彩排场地完全改变了模样:墙上涂鸦着各种标语,演奏架子被弄得满地都是,有人脱掉了衣服露出赤裸的身体,有人则钻到桌子底下和女人偷情,而大家对指挥者喊出的那句话是:“不要指挥!”在他们看来,指挥意味着死亡,管弦乐队意味着恐怖——不仅仅是反抗,还意味着颠覆,当指挥者被赶下台,他们搬出了一个巨大的节拍器,“节拍器万岁!”他们用节拍器取代指挥,就是取消权力,回归到“自治”的状态中,“我们自己建立节奏。”但是这种行为在一群乌合之众中又无法成为一致性行为,有人又否定了节拍器的自治意义,用凳子将其砸破,于是暴力上演了:人们搬起凳子砸向他人,有人拿起蜡烛作为武器,而有个老头竟然拿出了一把史密斯·威尔逊枪,甚至还打响了这把枪。

    从反抗到颠覆,从颠覆到暴力,无非是混乱的升级,而在震动中,一面的墙开裂了,一个巨大的铁球从外面砸了进来,一个女人被砸倒——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此前的种种混乱都是在破坏,但是无伤大雅,而当一个人被外力砸伤的时候,这种混乱就变得可怕,因为谁也不知道下一个会不会轮到自己,于是沉默出现了,他们无措地站着。沉默而无措,是一种权力的真空地带,是疯狂之后的理性回归;他们需要什么?当然是另一种秩序,另一种权力。于是指挥再度拿起了指挥棒,再度走向了指挥台,“每个人应注意自己的乐器,音符能拯救我们,音乐能拯救我们。”

    从最初颠覆权力,到后来让权力再次上台,这是一个回环,也是一个转折,但是在面对废墟面对混乱的时候,重新上台的权力真的能完成重建?每个人回到了自己的位置,拿起了自己的乐器,音乐响起,节奏出现,似乎比之前更具有了和谐性,这是权力的建设性作用,但是,这只不过是人们对于暴力的一种躲避,只不过是对于战争的一种恐惧,只要每个人内心深处依然各自为政,只要权力系统用习惯让人们存在,这样的混乱还会再次上演,而音乐何在?节奏何在?和谐何在?黑暗中,一切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封闭的历史中,宛如坟墓,所有的声音只是死亡之前发出的某声叹息。

  2. 那颗拆房子的吊球是人类价值的敌人,……真正的悲剧在于:这样的伤害很快就被遗忘了。一个遭受摧残的世界立刻愿意接受:这就是人世的常态。原本不可思议的事现在都被认为理所当然。

    ……我的意图只是要表达他的挫败感,或甚至是在表达我身为自己这个领域的指挥的某些挫败感。

    ……我记得有一次在男厕所里,有个人向我耳语,他那时刚看过《管弦乐队的彩排》,他说“你真是对极了,我们的确需要再有阿道夫叔叔这样的人出现”,我当时反应是拉上拉链尽快离开。

    《乐队排演》的首次公开放映较不寻常。在佩尔蒂尼当上总统前,他曾要求我为他私下放映我的下一部作品。所以这部片子的非正式首映是在1978年10月的总统府举行的,观众是一群受邀的政坛人物。我真宁愿回避掉那个荣幸,但由于我在佩尔蒂尼当选总统之前就答应为他放那部电影了,所以我也是逼不得已。

    那些政客表面上客气,实则心怀恨意。他们有些人对篇章语言感到不安,总统为我做辩护,不过对一些其他的批评,他就爱莫能助了。所有人都觉得这部片子是针对他们的批评,或至少有政治上的用意。所有什么可以嫁祸给它的负面诠释,它都沾上了。

    RAITV被媒体的报道弄得很不高兴,无限期延后了已发出预告的电视首映日期,因此该片后来反而先在戏院露脸了。

    以上内容 引自《小丑的流浪:费里尼自传》

  3. 极简单的故事,讲述意大利电视台录制一个管弦乐队某晚的彩排。现场乌七八糟、混乱不堪,各乐器手,乐手与指挥之间都充满不和谐的对抗。愉悦的合作、和谐本是交响乐团的基础,否则再优美的乐曲也只能演绎得一塌糊涂。影片主要由对话组成,导演借由乐器手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夸夸其谈和大家对乐队指挥专横不满的抱怨宣泄,暗喻各人不同的个性正像各种乐器不同的特色,讽刺人类社会争执不休的常态来源于隔阂猜忌和互不相让。虽则影片主题深刻,但现在看来难免生涩沉闷,倒是费利尼的长期合作伙伴,意大利配乐大师尼洛•罗塔的配乐为本片增色不少。
  4. 形式上与布努埃尔的《泯灭天使》有点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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