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名: 乐队排演(台) / 乐队排练 / Orchestra Rehearsal
导演: 费德里科·费里尼
主演: Balduin Baas 克拉拉·科洛西莫 Elizabeth Labi Ronaldo Bonacchi Ferdinando Villella Franco Iavarone David Maunsell Francesco Aluigi Andy Miller Sibyl Mostert Franco Mazzieri Daniele Pagani Luigi Uzzo Cesare Martignon Umberto Zuanelli Christian Borromeo
上映日期: 1978-11(芝加哥电影节) 1979-02-22(意大利)
片长: 70分钟 IMDb: tt0079759 豆瓣评分:7.6 下载地址:迅雷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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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黑暗:没有了场景,没有了争论,没有了画面,但是藏在暗处的声音却在说话:“音乐不带任何色彩,你们以为我是裁判?”说话的声音变成了质疑:“大号在哪里?你们再聊什么?”质疑又变成了命令:“再来一遍!”——于是音乐又重新响起。
黑暗只是关闭了摄像机,在一个管弦乐队的彩排现场,似乎一切都没有改变:继续有质疑,继续有命令,继续有音乐,“再来一遍”的故事里仿佛永远没有结束,没有结束的现场仿佛都指向了最后和谐的到来?当费里尼制造了摄像机的黑暗而只留出声音的时候,是不是一种有意而为之的暗示:场景和画面只是为了拍摄所需,打开或者关闭,根本不能让一场彩排走向终结——它完全脱离了拍摄的目的,变成了自为的存在。
而在一开始的时候,这种目的就已经很明显了:协会的老头走了进来,他将曲谱放到了架子上,然后对着摄像机说:“我是抄写员,再过一年就退休了,音乐是我的生命。”如果这些话是在自言自语,可以看成是忽略了摄像机的存在,紧接着的一句话却提醒了这一次彩排的特殊场景:“我的唠叨是不是烦到你了?”对话产生了,很明显证明抄写员是在对话中,而他说话的对象就是摄像机。而当有人走进来的时候,这种目的性已经很明显了,他说:“听说电视台要做乐队的纪录片?”而老人接着他的话题说:“我已经说过了。”当进来的人越来越多,对这次纪录片的摄制也开始变成了话题:有人说,不要采访我,于是从摄像机钱走开了;有人问:是不是谁拿了好处?我们可以不接受采访,因为没有协议;还有人主动走近摄像机,拿着乐器自我介绍:“你采访我?我在皇宫里演出过。”
有人开始拒绝,有人自我推介,在近和远的关系里,摄像机始终作为一个在场者而存在,无疑,费里尼如此强调摄像机,并将它带到现场,似乎是为了打破第四堵墙,但其实,摄像机之存在,除了记录接下来彩排的全过程之外,也是作为一个特殊“观众”而存在——彩排其实不会有观众,它是在某种封闭的空间里进行,但是当费里尼将“观众”带进来,就变成了真正的在场者,记录之外则是见证这一场彩排如何会有不和谐,如何演变成暴力,又如何在混乱中重新寻找秩序——而当最后变成一片黑暗,摄像机已经不再记录场景,但是却依然是一种观众的存在,它记录了声音,甚至在“再来一遍”的命令中让这个过程完整演绎。
而最后的黑暗去除了画面感之外,却保持了某种隐秘:是不是演奏者会重新争吵?指挥者的权力会不会被重新架空?整个彩排会不会继续跌入到混乱中?而这些疑问看起来无解,却早已经提供了答案:混乱之后的秩序再现,争吵之后的命令表达,甚至暴力之后的音乐响起,都不是完成了最后的重建任务,它在循环中已经失去了了可能性:在黑暗之前,那把竖琴立在废墟中,像是一块墓碑,每个人的表情都很凝重,哭泣声是对于迷失的反应——死亡已经抵达,最后的努力完全是徒然无用的,而这也成为一种社会的隐喻:后暴力社会,即使大家重新坐在一起,即使开始了重建,如果没有解决最本质的问题,那么暴力依旧会成为一种破坏力。
所以,这场有“在场者”的管弦乐队彩排,其真正目的在于揭示出暴力是如何产生的。当抄写员进入彩排现场,他介绍这个场地时,似乎就隐约传出此次彩排的特殊性:“这是古代的演讲台,后来是主教的墓地,1871年成为真正的演奏场地。”无论是古代的演讲台还是主教的墓地,仿佛都属于久远的历史,而这个久远的历史也成为一种封闭的结构,当音乐协会组织管弦乐队,当管弦乐队成员进入其中,是不是意味着这是一种闯入行为?在彩排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插曲是:一只老鼠被人发现,于是大家追逐,最后在墓碑后面抓住了它。老鼠不是闯入者,在人们的视野里,它却成为了一个破坏者,而其实将老鼠打死的时候,彩排人员从闯入者已经变成合法者,他们占据了这个空间,他们也可能改变这个封闭的历史。
音乐协会组织起这些爱音乐的人,组建管弦乐队,并进行彩排,其目的是重建音乐的秩序,而管弦乐队需要的也是众人配合的机制,但是这里的每个人其实都是分散的,他们身上更多体现的个人主义,而个人主义和管弦乐队这个集体之间便不可避免产生矛盾。刚进来的时候,大家似乎还没有进入到排练的秩序中,有人看着封面是性感女人的杂志,有人在收听赛事广播,有人还在吃东西,有人游戏一般吹出了一个大气球,甚至有人还问:“《八部半》是不是一部精神分析电影?”各自做着自己的事,显然他们还没有那么进入到彩排的状态中,而这种分散性甚至自我性,其实已经根植在每个人的性格里,所以接下来他们都在介绍自己手里的乐器时,都强调了独一无二性。拿着长笛的男人说:“我的乐器与人类的声音最接近,这是一种神秘的声音。”而另一个男人手里拿着长号:“长号是独一无二的乐器,它表达的是寂寞。”拉大提琴的男人则认为,大提琴是乐队最基本的乐器,其作用无可替代,而拉小提琴的男人则说,小提琴才是乐队的心脏。
如果只是介绍自己的乐器,甚至只是把手上的乐器当成独一无二的存在,似乎也无可厚非,这就是所谓的“忠诚”:“乐器不会背叛你,一旦选择了就会永远忠诚于你。”但是这种自我褒奖慢慢进入了另一种状态:贬低甚至嘲笑其他的乐器和演奏者。大提琴嘲笑小提琴太女性化,小提琴则说大提琴是“渗透性的阴茎”;有人说“长笛是鸡巴”,有人说“小提琴是诱惑人的婊子”……于是攻击开始了。但是无论是之前的自我褒奖还是之后的相互攻击,都是一种混乱的表现,就像社会的存在一样,他们只是一群“乌合之众”——以为自己找到了尊严,实际上是建立在树立敌人的基础之上的。
但是在乌合之众的争吵之后,却出现了一个指挥家,他象征着维持秩序的权力:站在众人面前,站在彩排的台上,用指挥棒命令大家听从他的指挥。当出现不和谐音的时候,指挥会打断,然后让大家重新开始,其中还特别指出某些乐器,如何保持与整个乐队的协调。指挥者的作用不容小视,他甚至是整个管弦乐队的灵魂,而似乎也只有他才能让彩排进入到和谐状态。但是指挥者的特殊地位又让他拥有了超越个体的权力,他会命令竖琴重新演奏,他会生气地将曲谱扔掉地上,他会撅起屁股做出不雅的动作,而他在休息时强调的一种观点是:“音乐是不存在的,每个人需要的是习惯存在。”习惯存在就是习惯秩序,就是习惯规则,就是习惯权力,他把自己看成是国王,看成是牧师,指挥棒无疑变成了权力的象征。
也正是这种权力控制,终于使得每个演奏者开始反抗,当休息之后指挥者重新站在台上时,灯灭了,一片漆黑中燃起了蜡烛,而此时的彩排场地完全改变了模样:墙上涂鸦着各种标语,演奏架子被弄得满地都是,有人脱掉了衣服露出赤裸的身体,有人则钻到桌子底下和女人偷情,而大家对指挥者喊出的那句话是:“不要指挥!”在他们看来,指挥意味着死亡,管弦乐队意味着恐怖——不仅仅是反抗,还意味着颠覆,当指挥者被赶下台,他们搬出了一个巨大的节拍器,“节拍器万岁!”他们用节拍器取代指挥,就是取消权力,回归到“自治”的状态中,“我们自己建立节奏。”但是这种行为在一群乌合之众中又无法成为一致性行为,有人又否定了节拍器的自治意义,用凳子将其砸破,于是暴力上演了:人们搬起凳子砸向他人,有人拿起蜡烛作为武器,而有个老头竟然拿出了一把史密斯·威尔逊枪,甚至还打响了这把枪。
从反抗到颠覆,从颠覆到暴力,无非是混乱的升级,而在震动中,一面的墙开裂了,一个巨大的铁球从外面砸了进来,一个女人被砸倒——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此前的种种混乱都是在破坏,但是无伤大雅,而当一个人被外力砸伤的时候,这种混乱就变得可怕,因为谁也不知道下一个会不会轮到自己,于是沉默出现了,他们无措地站着。沉默而无措,是一种权力的真空地带,是疯狂之后的理性回归;他们需要什么?当然是另一种秩序,另一种权力。于是指挥再度拿起了指挥棒,再度走向了指挥台,“每个人应注意自己的乐器,音符能拯救我们,音乐能拯救我们。”
从最初颠覆权力,到后来让权力再次上台,这是一个回环,也是一个转折,但是在面对废墟面对混乱的时候,重新上台的权力真的能完成重建?每个人回到了自己的位置,拿起了自己的乐器,音乐响起,节奏出现,似乎比之前更具有了和谐性,这是权力的建设性作用,但是,这只不过是人们对于暴力的一种躲避,只不过是对于战争的一种恐惧,只要每个人内心深处依然各自为政,只要权力系统用习惯让人们存在,这样的混乱还会再次上演,而音乐何在?节奏何在?和谐何在?黑暗中,一切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封闭的历史中,宛如坟墓,所有的声音只是死亡之前发出的某声叹息。
那颗拆房子的吊球是人类价值的敌人,……真正的悲剧在于:这样的伤害很快就被遗忘了。一个遭受摧残的世界立刻愿意接受:这就是人世的常态。原本不可思议的事现在都被认为理所当然。
……我的意图只是要表达他的挫败感,或甚至是在表达我身为自己这个领域的指挥的某些挫败感。
……我记得有一次在男厕所里,有个人向我耳语,他那时刚看过《管弦乐队的彩排》,他说“你真是对极了,我们的确需要再有阿道夫叔叔这样的人出现”,我当时反应是拉上拉链尽快离开。
《乐队排演》的首次公开放映较不寻常。在佩尔蒂尼当上总统前,他曾要求我为他私下放映我的下一部作品。所以这部片子的非正式首映是在1978年10月的总统府举行的,观众是一群受邀的政坛人物。我真宁愿回避掉那个荣幸,但由于我在佩尔蒂尼当选总统之前就答应为他放那部电影了,所以我也是逼不得已。
那些政客表面上客气,实则心怀恨意。他们有些人对篇章语言感到不安,总统为我做辩护,不过对一些其他的批评,他就爱莫能助了。所有人都觉得这部片子是针对他们的批评,或至少有政治上的用意。所有什么可以嫁祸给它的负面诠释,它都沾上了。
RAITV被媒体的报道弄得很不高兴,无限期延后了已发出预告的电视首映日期,因此该片后来反而先在戏院露脸了。
以上内容 引自《小丑的流浪:费里尼自传》
形式上与布努埃尔的《泯灭天使》有点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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