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母 Lola(2009)
又名: 嫲嫲对婆婆(港) / 阿嬤打官司(台) / Grandmother
导演: 布里兰特·曼多萨
编剧: Linda Casimiro
主演: 阿尼塔·琳达 Benjie Filomeno Rustica Carpio
类型: 剧情
上映日期: 2009-09-11(威尼斯电影节)
片长: 110分钟(意大利) IMDb: tt1496792 豆瓣评分：8 下载地址：迅雷下载
简介：
- 故事从一椿杀人案件展开，此案的被害者和杀人犯两个人各有一个阿嬷，镜头从她们弱小的身体背影开始拍起，在彷彿雨下不停的马尼拉街头四处奔波，各自发展出不同的叙事线。一-个既想为孙子筹丧葬费，更要藉司法力量讨回公道；另一个努力借贷疏通，一心想把孙儿早日从狱中救出。两个理应敌对的「惊世阿嬷」，一路在编导的巧妙安排铺陈之下，最后竟不-可思议地产生交集。曼多萨以大量的手持摄影与跟拍，分头让观众交错看见两个立场截然不同的老太太，如何以旺盛的生命力，各自以自己的毅力和坚持，为他们的孙子捍卫正义。近乎于纪录片般的影像-律动，展现写实精准的场面调度，并同时在情节堆栈的过程间，间接逼视了菲律宾底层人民生活的现实困顿。
演员：
影评：
- 我一向对讲述底层生活的所谓“边缘题材”抱有警惕，尤其是在大大小小电影节中展映的那些。题材的特殊性使得这类电影往往容易获得注目，所以此类东方电影在西方世界获得的掌声总会让我格外的审慎。作品本身是否具备诚意、所表达的是否是西方想象中的东方，作者对底层苦难是否充分的理解，还是高高在上的廉价悲悯，都成为我考量这类影片的基本准则，也是我在看《祖母》（Lola，2009）之前的疑虑，尤其导演费尔南多-曼多萨头上还顶着去年嘎纳最佳导演的光环。但是看完之后，我不得不说，这是我看过的最好的“底层电影”之一。导演尖锐的抓住了菲律宾的社会矛盾、准确描写了底层生活的困顿艰难，但影片不仅止于此，在主要线索之外有无数的神来之笔，以写意式的笔墨勾勒出菲国生活情状与在全球化世界中处境，最为难得的是，描写苦难而无苦相，无激进控诉，却让人觉得刻骨铭心。无论生活如何艰难、人们如何在贫困中挣扎，生活本身都值得尊敬，生命本身也都庄严相好，这种卑贱的“进行时”生活与在摸爬滚打中却体现出生命庄严的本相之间的矛盾，是此片的最大魅力。
片名Lola是当地方言中“祖母”的意思。一位无证菜贩祖母Carpin，儿子瘫痪在床，与一个孙子在街边卖菜，时常要躲避城管，另一个孙子为了抢别人的手机而刺杀了对方而被捕，等待宣判。死者就是祖母Sepa的孙子，他们也来自一个贫穷的家庭，家里除了祖母外，还有没有工作的孙媳妇以及年幼的重孙。Carpin祖母希望她的孙子还能有一次重新开始人生的机会，她想方设法筹钱，典当一切物品、在卖菜时动手脚不诚实、到处去借钱，只为了与对方家庭私了官司，也希望给死者家庭一些补偿。同时Sepa祖母为了给孙子置办葬礼，也为了维持家里的生活，带着重孙在热带台风的风雨里来去、筹钱。两位老人动用了各自的智慧，尝尽千辛万苦，最终Carpin筹到钱，Sepa也撤销了起诉，生活又缓缓前行。
这个看似波澜不惊的故事里面没有太多的戏剧冲突，所有的事件都是生活中的琐碎，比如开场五分钟都停留在Sepa祖母如何在孙子被刺杀的街道上，在狂风大作的恶劣天气里，一次次划火柴，点燃一根纪念的白蜡烛。可是每一个琐碎事件，每一个生活细节都不会让人觉得无聊，因为片中没有一个浪费的镜头，每一笔都有其背后的深意，都让人动容。实际上，所有的细节片段都像是缜密闪光的丝线针脚，连缀在一起，拼成这幅人生的画卷，近看是真切的事件，联系在一起看，却泛出诗意的光泽。我无法详述电影的每个细节，而且我相信有不同人生经历的观众去看，也会得到不同的理解，所以我就挑选一些让我惊艳的片段来说。
==祖母、伞、女性世界==
这是一部女性为主角的电影，男性不是缺失（死亡）或者处在边缘（沉默，不拿主意）要么就是需要被拯救（重病、身陷囹圄），生活的重担完全压在头发苍白，身体瘦弱到似乎随时会折断、因关节炎而步履蹒跚的祖母们身上。她们是家庭的维系者、保护者、掌权人，用尽如燃尽的蜡烛头似的人生最后一口气勉力支撑着一切。Sepa祖母手上那把时常在身边的雨伞正是祖母形象的最好诠释。台风是菲律宾生活的一部分，老祖母的破雨伞常常在风里吹翻，甚至撑不起来。但是每一次，只要台风来临，祖母都会奋力撑起破伞，为年幼的孙儿遮挡风雨，将他保护在自己羸弱的身体和同样不堪狂风的伞下。令人惊讶的是，无论多么强的风雨来临，总是看起来似乎即将要断的伞总是顽强的挺了过来，正像那些令人尊敬的老祖母，她们的生命令人费解的坚韧。恰如导演吴念真曾说的那样，历史长河中，揭竿而起的英雄是男人，可是男人很快就折断了，在他们身后熬过艰难岁月、抚养子女长大的真正英雄是柔韧的母亲们。
片中掌握着重要地位的角色，比如帮助Sepa祖母解决葬礼费用的地方长官也同样是女性。我对菲律宾并不熟悉，不知道女总统阿罗约在同样风雨飘摇的菲律宾社会所承担的责任是否对这部电影有影响。
==失去的电视机、孙儿的愤怒与如真如幻的现代生活==
片中陪同Carpin祖母卖菜的孙子一直是一个沉默寡言、吃苦耐劳的，似乎没有个人喜怒哀乐的幽灵般存在，在全片中连正面的镜头都只有一两个。他们卖菜的小车被城管抢去、他也被拘留之后，仅仅向祖母通报了一下事情的结果，然后就闷声不响的拿起钉子和木头重新钉一辆新车。他的生活非常简单，就是卖菜、然后回家吃奶奶做的饭、和瘫痪的爸爸一起看电视——一台老旧不堪，信号都收不清楚的电视是这个一贫如洗的家庭中唯一值点钱的东西。
在Sepa的孙子下葬前，Carpin为了表示哀悼和歉意，将电视机拿去典当掉，换来钱拿去给Sepa。孙子卖菜回家后发现电视机不见了，质问奶奶是怎么回事，奶奶一径喂瘫痪的儿子吃饭，沉默不语。孙子突然发狂，冲Carpin大吼大叫，使劲砸桌子上的东西和凳子：“你怎么不把这些都卖了”。这是整个影片中他唯一一次坦诚自己的感受，也是最长的一句台词。此后，又恢复沉默。可是这个细节，我认为简直是灵光绽放的神来之笔，四两拨千斤的点出了这种贫困生活带给年轻人的压抑与无望。破电视给他带来唯一一点娱乐，和与自己穷困生活不同的另一种人生的，海市蜃楼的希望。他爱看的一个节目是有奖智力竞答，没有受过教育的他自然无法参加这种竞赛，可是通过看这种节目，毕竟带给他一个虚幻的梦、暂时性的逃脱现实、和欲望在虚妄中的“满足”。所以，电视机对他整个生命而言有非同小可的意义，是麻痹，也是唯一的安慰，一旦连这个都失去，他当即爆发出对生活的无法忍受。
这样的故事我们并不陌生。许多“城中村”的失学少年，在贫困而压抑的生活中迷恋的也是小小一方银幕：上网。多年前，一则菜农父母阻止儿子上网，导致儿子弑母的社会新闻震动世人，那瞬间爆发的，不也正是电影里孙子的压抑、无望与深深的失落及不堪忍耐？他们都处在现代社会中，通过媒介、与更为丰富的社会有接触和联系，可这种联系仅仅是镜花水月，他们对现代社会的参与是虚假的，但就连这，都时常会失去。
==鸭子、鱼、河流与笑容，生命的柔韧、奔放与诗意==
我之前就说过，即便人们的生活再贫瘠、艰难，奇怪的是，片中所表达出来的生命却一直有尊严，我想这种尊严除了两位祖母直面困难的坚强，还来自一些写意片段。再困难的生活中，都还是有美丽、善意、与微末的欢喜，这真正是尘埃里开出的花。
导演给两位祖母各安排了一个生活本身带来的诗意段落。Sepa祖母的房子在雨季就成了河上的房子，一楼总是浸在水中，出门都要行舟。她带着孙儿，乘小舟沿“街道”漂流，经过一户户邻居，人们捐献一点小钱，“凑份子”给她办丧事，大人不在家，也会交待孩子把钱送到Sepa奶奶手上。也有实在入不敷出的邻里，Sepa也无怨对。小舟在水中一荡一荡的，悠悠前行，就像生活本身，悠然缓慢的、日复一日的这样过去。可有时，这生活也带来惊喜，一场大雨过后，Sepa家里游来一大群鱼，人们笑闹着跳进水里拿桶和网捞鱼，孩子在一旁拍手雀跃，老人的脸上也露出真诚开心的笑。而Carpin祖母去乡下问亲戚借钱，可是亲戚的生活也拮据，拿不出一分钱来，只好送给她一些农产品，并让孩子们去捉两只家里养的鸭子给她带走。鸭群呱呱叫着跑进草甸，孩子们在后面笑着追赶，跌进泥里，一身泥浆，却有种诗意的奔放。
无论怎样艰难的生活都有闪光的时刻，生活本身即如此。这些时刻谈不上有太大的意义，可却是上天给每个人的公平的美好，尤其在贫瘠的生活中，带给人一丝惊喜与慰藉。
==对与错、生命的态度==
有的观众没有看明白这桩命案到底是如何解决的，为什么Sepa一开始坚持要审判Carpin的孙儿，最后却接受了私了。难道真的就杀人不需偿命、是非对错与生命的价值都不重要么？同样会引起人怀疑的，还有Carpin为了筹集救赎孙子的钱，卖菜的时候故意少找钱、以及要将豆角卖给有关节炎、不能吃豆角的老爷爷等等，这些看起来违背道德的事情。
我觉得，这部电影的绝妙，体现对底层生活的理解之处，正在于这些矛盾。这些看似的“不道德”，以及用金钱交换审判，并非对死者生命的不尊重，而是在贫困中，不得不为之的无奈选择，也是对生者生命的尊重。生活要继续，是唯一、也是最大的道德。
这部电影要说的，不是简单的对贫困的控诉，或者简单的道德判断，而是生命与生活本身。所有的人，这些底层的人，导演自己，包括作为看客的我们，其实都面对着同一个世界、同一个生活，虽然我们的具体境遇不同，但我们都同样经历着生命的生老病死，世界的善恶悲喜。在这个基本前提下，或许所有的生命都应该达成谅解。就像电影最后，两位曾势不两立的老人坐在一张桌子上协调对案件的处理，可是真正让她们相互谅解的，是两个人开始谈起各自的关节炎、因病早逝的丈夫、健康保养，是对自己与对方生命际遇里那些都无法避免的创痛的理解，在困难的战线上，她们最终结成了同盟，因为她们都还要在这条战线上继续奋战下去。影片的这个结尾，将整部电影从“讲述底层的困苦”升华为“生命的故事”，可见比一般的同类题材影片高明之处。
另一个表现导演诚意的神来之笔甚至只有一分钟。当Carpin去乡下求助亲戚时，同火车上两个美国少年站在她身边的窗口沿途拍摄DV，对菲律宾的贫穷完全是猎奇和惊讶态度“快拍这，这些小孩连衣服都没有穿”。这个小小的片段不仅点明了全球化世界中依旧存在的等级与障碍，也体现了导演对西方关照的审慎反思，他们，与祖母们身在同一个空间，却面对着不同的世界。
这部电影深深的打动了我，人物表演，包括孩子的演出都十分精准，太多的细节让影片充满真实的质感。而祖母们布满皱纹的脸上露出的坚毅神情，更宛若基督受难中圣母所展现的庄严与自持。充斥声轨、无所不在的都市喧嚣和瓢泼大雨声、缺乏安全感的手持镜头，营造出逼仄紧迫的空间，展现了贫瘠生活带来的压抑与不定，可是拍摄祖母们的镜头经常呈微微的仰角，表达了导演对她们的敬意和尊重。
我力荐大家去看看这部电影，了解苦难，更重要的，是了解生活本身——困苦从来都是生活的一部分，直面困难，生活下去，就自有庄严在。 - 「這次的邊緣主角是兩個羅拉，泰迦羅語"祖母"的意思，一宗手機劫殺案把她們牽扯在一起。一個羅拉為被殺的孫兒籌殮葬費，另一個為殺人的孫子找保釋金，在街頭、殯儀館，以至法庭，兩個羅拉不懈的過程裏，揭開制度和官僚的荒誕陋習；破落的民居、缺席的男人，在在也是激烈的控訴。」
(電影節簡介寫得很好。不用自話自說。乾脆借用。)
導演笑說，大概到哪都會給觀眾問：「為甚麼你的鏡頭會這麼搖?」的確，Mendoza的電影都要貼上慎防眩暈的告示。導演一直堅持使用這樣的鏡頭，是因為想營造一種紀錄片般的真實感。他用的攝影機尺寸不大，放在肩上，一路與演員同行。我們的眼睛其實不正正無時無刻也是Hand-held鏡嗎？所以這就有種和演員同行同看的效果。
時常感慨，許多電影的最後一鏡，都是人或車子漸漸遠去的背影。每當我們看到那人那車那狗馳騁離去而鏡頭定住不動，你便會知道：完了。 電影來到最後無非是放下。我們一直跟隨戲中人上山下海，管你是兩小時還是七小時，都有放下的一刻。我們總要讓戲中人繼續自己的人生，也要讓我們自電影別過臉去，回到現實裡去做一個更好的人。
但這電影再次提醒了我，即使電影來到最後無非是放下，但執迷的過程永遠動人。再涼薄的情節，再苦澀的生命，再顛簸的鏡頭，我們都要一直的與他們同行。一路的堅隨不捨。時辰未到，我甘願陪妳到最後。
另外，這樣的鏡頭也靈活而有立體感。我喜歡這電影的原因，是因為它不但道出了兩老的故事，也同樣的拍出了她倆周遭的人和城市。例如孫兒在監倉，鏡頭不只對準了演員，也拍出了監內的生活點滴，大夥打趣嬉笑，還遊離的拍下犯人們的紋身。我們看到每一張和她們一樣又老又皺的紙紗，也看到孩子們於木屋遊樂的足跡。
這種兩個羅拉的設定，很容易落入「世上的另一個我」的俗套。但導演沒有掉進這陷阱。許多人期待看到仇恨衝突含淚寬恕大場面，但統統都沒有發生。兩位羅拉刻苦的嘗試解決目前的問題，她們流的汗水比淚水還要多。電影於雨季拍攝，整部電影傾盆而下的雨彷彿在說，世上的悲哀夠多，淚水太多，我們的那些眼淚實在可省著以繼續苦行。
兩位羅拉真正有所交集的一刻，沒有配上甚麼音樂，也沒有甚麼對稱的定鏡，在人潮湧湧的商場餐廳，她們只是芸芸眾生之一。都不算得罕有。她們有沒有交織出甚麼發人深省的對話呢？都沒有。她們沒有大談誰殺誰誰原諒誰那些問題，她們談風濕，談死鬼老公，談飲食。這比《情書》裡兩顆樹和《兩生花》裡兩朵花的含情對望更要來得雲淡風輕。
我記得《六尺之下》裡的一席話：「死了父母的孩子叫孤兒，死了配偶的男女叫鰥寡，那死了孩子的父母呢？他們有名字嗎？沒有。大概是那悲傷太可怕了，無以名之。」處理這麼沉重的傷悲，導演能表達得那麼堅強溫柔，能把兩老的故事拍得那麼的踏實和有尊嚴，完全沒有呼天搶地，也沒有嘗試曉以大義。即使片中甚至沒有一個愛字。但最後導演說，這電影與無條件的愛有關。
而且歌頌生命。 “新现实主义”与“新浪潮”
当我们将荣誉悉数归于法国新浪潮，赞颂“他们”对电影理念的革新做出的杰出贡献，我们其实忘记了对电影美学真正造成革命性突破的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诚然，“作者电影”，“即兴创作”等新浪潮标签让我们认识到了一种新观念的到来，以全新的制作模式回应传统的片场制。同时，一种新的影像形态也在新浪潮时期诞生，松散的结构、即兴的表演，并发明了一系列用于表现的新技法（画外音、内心独白、跳接……）。但这些无非是在电影的外部徘徊，并没有深入到对影像感知方式的革命中。
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带来了一种全新的观看现实的方式。现实不是塑造出来的，而是在真实场景中被捕捉到的。这不正是德勒兹在《电影2:时间－影像》的一开头便已经指出的？运动－影像中连贯的感知模式此时发生了断裂，原先动作－反应的运作机制在战后破败的环境中不再能起作用，一种纯粹的视听情境被建构起来。角色不再能对外部情境作出回应，并接续创造出新情境，运动感知失效了。如果说在传统的“运动－影像”中，观众不断地生成演员，为的是代入对情境的体验，那么新现实主义所肇始的“时间－影像”则让演员生成为观众，他成了影像中视听情境的记录者。
新浪潮确实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无可置疑。制作观念的变革与技法的革新影响到了世界各地，日本、英国、巴西、德国、美国等相继产生自己的新浪潮运动。但就好比一个人在年少时的意气风发，有着无法持续一生的宿命。新浪潮只能属于年轻一代，并在本国电影史上写下短短一章。可以持续地输送新鲜血液，永不过时的仍然是新现实主义留下的遗产。因为新现实主义提供了一种创造民族影像的简单方式，这对那些来自第三世界的电影导演来说尤其重要。也就不必提及伊朗电影为何能够如此突出的原因了，侯孝贤、张艺谋或贾樟柯他们早期的电影，不也正是通过实践新现实主义美学来创造民族影像的佳例吗？
突破“新现实主义”
当新浪潮已然偃旗息鼓，新现实主义却仍在世界各地流通。对于日常生活的真切感知，有三个国家的电影人是很少有能力办到的。法国电影从未创造出现实影像，因为他们活在一种思想的真实中，这也是为何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一定要转化为新浪潮才能在法国本土接受。巴黎这座虚幻之城，是从未能够提供贴近于地面的日常现实——法国电影中的现实影像是由一对比利时兄弟（达内兄弟）和一位突尼斯移民（阿布戴·柯西胥）共同拍出的。美国电影（好莱坞）永远是一种虚假的建构，虽然一些独立电影在捕捉现实上作出努力（卡索维茨、萨弗迪兄弟……）。当然，还有虚假影像最强劲的制造工厂：韩国电影。当伪饰成为国民的日常情态（整容），也不要怪罪电影人在捕捉真实上的无能为力。
但新现实主义捕捉日常真实的本质已经发生了变化，虽然人们还可以用这种老套技法拍出一部现实影像。一种新的突破正在产生，这是一种作用于感知上的真实，通过演员的表演将生活的真实情态呈示于观众面前。还没有谁比克莱尔·德尼更知悉影像中情绪的作用方式，这种“感觉的影像”依赖手持摄影机的移动来获得，它为观众带来的正是一种情绪体验上的真实感（我们也不要忘记娄烨在此具有的独特天赋）。那几位柏林电影学派的女导演（安姬拉•夏娜莱克的《午后》、玛伦•阿德的《托尼·厄德曼》）同样如此，而被人所忽视的中国导演吕乐也真正探索到了依靠演员表演来让影像获得真实质感的可能性，甚至比其他几位更早知悉了其中的作用机制（《赵先生》《小说》）。
既对日常生活的真实情境有所捕捉，又对人物于日常环境中的真实状态有所刻画，看来是一种新的发展趋势。这种混杂为我们提供了在外在观察与内在感知上的双重体验。这是影像写实发展的新动向，被两位待至21世纪才冒头的新导演推向了极致：阿布戴·柯西胥与布里兰特·曼多萨。阿布戴·柯西胥仍然遵循着新现实主义的教条并有所变通，《谷子与鲻鱼》结尾赛门的奔跑并不是过长，而是恰到好处，因为影像时间需要与现实生活的真实时间合一；并让演员的表演展现了突出的力度（《阿黛尔的生活》）。布里兰特·曼多萨却反转了新现实主义在影像间“捕捉真实”的可怜伎俩，真实不再是被捕捉到，真实自我暴露于过度饱和的影像容量与密度中。
-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祖母》都是部不错的影片。
菲律宾的影片这是我看过的第二部，第一部《情欲电影院》（又名《高潮满座》）也是这个导演拍摄的。布里兰特·门多萨很有大师的潜质，总是能从琐事入手，从底层去观照社会，从混乱而纷杂的中理出清晰的故事线，简单的故事让他讲述得并不简单，蕴含了许多的情感，然而情感又积郁于平静之中，隐而不发，哀而不伤，让影片充满着张力。
他的影片总是有着纪录片一样的风格，手持的摄影机，一个个的长镜头，然而却绝不沉闷，总有抓住观众的东西，让你的心思跟着镜头走，慢慢地向你传达着情绪，向你展示着生活中我们司空见惯却又让你难以接受的场景。看门多萨的影片，你能非常深入地了解菲律宾的社会，甚至是深入于菲律宾社会的肌理之中，让你切身地感受着一个生活于菲律宾底层普通百姓卑微与悲哀。
《情欲电影院》聚焦于一家成人电影院，从肮脏的的生活中，反映着斑斓的菲律宾社会，故事情节很淡，但却让观众的感觉很丰富，围绕着成人影院，整个社会的形态与生活都展现了出来。而这部《祖母》（原名《洛拉》，他加禄语是祖母的意思），则聚焦于人物，关注的是下层社会中两个老太太的生活。此部电影的故事线相对来说饱满一些，也单纯一些，从头至尾都围绕着这个故事而展开。
影片一开始的长镜头，就让观众感觉到了这个故事的沉重。台风中的老祖母颤颤巍巍地在曾孙陪同下，艰难地撑着伞，到孙子遇难的地方，为他点上一只蜡烛祭奠。她的孙子被抢他手机的人杀死于大街上。老太太脸上很平静，有条不紊地做着一切：为孙子买棺材，张罗着孙子的葬礼，去警察局报案，去法院接受质询……但在这些事情中，能感觉到她内心巨大的悲痛。她想要的事情只有一个：让杀人凶手受到惩罚，给死去的孙子讨回公道。她是这个家庭的支柱，一家人靠着她的退休金活着。
不过，这个公道讨还也很艰难。杀死老人孙子的那家人也在四处奔忙着，出头的也是个老太太，她的目的也很明确，保住孙子的命。这也是一个身上承受着巨大压力的人，生活的重担已经让她难以喘息，儿子卧病在床，她与另一个孙子靠摆地摊卖菜维持生计。孙子杀人被关押，让这个本来已经很悲惨的家庭雪上加霜。这个老太太也只能出面，到警察局去为孙子送饭，去法院，去找被害人的家属说情，去四处筹钱……人生之艰辛，也许她能够体味着很清楚。不过，再艰辛她也未放弃对于生活的希望，总是身体力行地去艰难地达成自己的目标：让孙子活命，保住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庭。
托尔斯泰曾经说过，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其不幸。其实，不幸的家庭悲惨的境遇也大致差不多。在电影中，两个不幸的老祖母撞在了一起，一样家无顶梁柱，一样身无分文，一样都为孙子奔忙，一样坚毅而好强。他们共同不幸都是处于社会的底层，家庭残缺不全，缺乏一切资源，这样的家庭在任何社会里，都会属于弱者。只不过在正常的社会中，会享受到更多的社会保障，会得到更多的社会关爱。电影中的菲律宾，并非一个已经进入正常轨道的社会，对于弱势群体的保障还存在着许多的问题，所以也才有电影中的故事的存在。但我们从电影中也可以看到，实际上作为底层市民，还是有不少的渠道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去得到一些帮助。
尽管菲律宾的许多制度很不成熟，还有着很大的提升空间，但毕竟是个民主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也有着官员的腐败，也有着公务系统的惰政与官僚，至少表面上它的那套民主的系统仍在按照规则在运行着，老百姓知道从什么地方去寻求帮助，而不用去上访，去跪求青天大老爷的开恩。媒体的公开与社会各种监督的力量，也让公务系统在光天化日之下，不至于太过放肆。电影中，孙子被杀的老太太可以去找政府人员，免掉了孙子的丧葬费用；也可以去找自己片区的头，让他给予自己以帮助。作为中国的观众，在观看《祖母》之时，故事中的情境，其实与我们有太多的相似之处，这样的悲剧每天我们都会上演，因此会有一种感同身受的心态。另一方面，我们寻求问题解决的渠道，却是如此的狭窄，因此可能解决问题的难度加大不少，更可能让矛盾走向激化，最后拼个鱼死网破。所以，我们观看此部电影时，也许会更多一些复杂的情绪。
电影中暴雨一直下个不停，这符合菲律宾多台风多雨的现实，同时也切合着故事的情境。“屋漏偏逢连夜雨”，阴沉的天气，连绵不断的暴雨，与电影中的人物的心情与境遇也颇为契合。台风来临之前的变幻莫测的天气，突显着孙子被杀的老祖母的心境，失去孙子的无尽悲伤，对于未来的迷茫；而似乎永远也没有尽头的大雨，也衬托着孙子杀人的那个老祖母的悲惨命运，目前的生活一切毫无头绪，而孙子的命运也是生死未卜。雨在这里连接起了两个老祖母，连接起两个底层的家庭，将他们共同的命运连接在一起。似乎从不停歇的雨，就与他们生活一样，与生俱来，无法逃避，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不过电影的最后，却是雨过天晴：失去孙子的老太太拿到了钱，而杀了人的老太太保住了孙子的命。他们私底下协商解决，孙子杀了人的老太太靠着四处筹集到的钱，靠着自己坚韧不拔的努力，打动了孙子被杀的老太太，双方在默默的对视之中泯了恩仇。
民不举，官不究，有时法律就这么简单。死者长已矣，生者生活还得继续，一切还得回复到正常的轨道上来。其实，老百姓的要求非常的简单，但往往在许多地方，这么简单的要求都无法得到满足。这是孰之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