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怕放在当下看,《红衣少女》依然能够像那件“别出心裁”的红衣一样,出挑,而且刺激。
出挑,是因为在思想复苏还没有彻底成型的大环境下,与众不同的打扮往往容易引来非议,但又正是因为美以及相对应的意识觉醒、思想解放,是刺激到私人的缘起,更是刺激到社会的武器,这就使得 《红衣少女》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而同样难得的,是在当下的语境中依旧发人深省。
1983年,26岁的铁凝在《十月》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部中篇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再过两年,由此改编的《红衣少女》登上银幕。故事非常简单,无非是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四口之家,父亲作画,母亲是个小职员,24岁的姐姐安静在杂志社当编辑,16岁的妹妹安然则在求学阶段,但经历过想起就会“心里一阵阵发寒”的“是非颠倒的年代”后,每个人对事情都有不同的看法,也面对着不同的波动。
小说以姐姐安静作为视角,让一个成年女子,夹在父母辈以及未成年的的妹妹之间,来审视时代烙印对人产生的影响,以及女性思想如何枝枝蔓蔓地变化。而电影则转而借用少女安然的视角,让一块璞玉的“被”雕琢与“被”染指,来映衬成长,尤其是女性的成长,究竟意味着什么,进而展现荒谬的社会环境对人有着何等荒谬的改造。二者互通,在更为细腻、直白、丰富的影像中,兴许能有更深的触动。
最重要的人物安然,外貌虽不出众,但是道德观很值得瞩目。她信奉着最早接受到的信条,即“青年人最重要的是正义感和诚实”,而为了真理,不去算计的她往往表现得不够“世故”,这个“太过于”直肠子的“非传统”女孩子会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指出老师把“莫邪”念错,会在作文簿里愤然写下“红人”班长的不当,会当即拆穿母亲顾左右而言他的套路。而往往,以自己“吃亏”告终。
安然最明显的参照系,是班长祝文娟,学习成绩好之余,“群众关系”也好,因为她更知道如何顺从老师韦婉的旨意,也知道如何在同学之间的纷争中,选择柔软甚至是虚假的应对,进而最大地保全自身。
但这些,恐怕是安然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学透的“本事”。只可惜,似乎在极其漫长的人情时期,那都是所谓的社会染缸所要给人布设的去向。安然的母亲兴许就是祝文娟长大后的模样,曾经还能写下深情诗句的少女,经历过各种运动与斗争,开始变得消沉、暴躁,直到重复的刻板生活磨得自己更加怨天尤人,甚至刻薄冷漠。而她又是如此具有代表性,代表的,正是被“现实”所复刻出的战战兢兢的群体,习惯性地把社会的陈规、他人的眼光看得极重,以致于常以“复杂”一词来形容违背所谓纲常的事情,哪怕这件事情的初衷或去向都如此纯粹。
《红衣少女》在显要层面的讽刺,就体现在这些人设上。但更有冲击力的,往往是不知不觉下的变动。 少女安然原本对世事已有懵懂的认知,但是仍然愿意守住做人的原则与底线。只是哪怕她再大大咧咧,也会逐渐触碰到生活上的反噬,譬如同学们会认同质疑权威不过是在炫耀显摆,母亲会指斥私下跟男孩子出去玩就是不当行径。委屈与懊恼始终在这个尚未涉世的少女心中累积,电影很讨巧地,把最大的爆点放在评选三好学生这样一起寻常事件上。
对于中学生来说,这个对日后升学有不小促动的荣誉,多少带有点争权夺势的味道。祝文娟之流为了稳守江山,继续不动声色地“笼络人心”,而安然得不到韦婉青睐,哪怕成绩斐然,也不在考虑之列。局势的扭转源自安静对妹妹的关爱,催动她去重新联系关系一般的昔日同学韦婉,并通过赠送珍贵的电影票以及发表对方糟糕的甩膀子诗,为安然暗中争取了机会。殊不知,这带给安然最沉重的一击。本该是最亲密最知己的姐姐,竟然也参与这种肮脏的“成人”勾当。而这,还是在她经历过同学们近乎上纲上线的指责之后才知晓的。
安然情感防线的崩塌,《红衣少女》处理得很细致。就像是给观众展现了一张白纸,然后认真地记录下每一个褶皱的出现,每一次下笔的摸索,最终,观众追随安然,抵达成人世界的边缘,看到被各种美好所遮掩的丑陋变得更加触目惊心,看懂了成人的虚伪与粉饰,而大家几乎忘却了羞愧。
就像是安然对红衣的处理,同样充满淡然的唏嘘。这件安静南下出差给妹妹捎回的礼物,原本是时新、美好的象征,但在彼时的眼光之下,前面没扣子,后面有拉链,都足以判处一件衣服“标新立异”,主人“不够安分守己”。安然最初只是出于喜爱而穿,后来则出于一种不屑于屈服权威的骄傲,但当她摘下自己的最爱,又换上之前包裹着时代之于性别、个体的漠视的“假小子”衣服时,多少带有种梦碎的苦楚以及无声的抗议。
到此,就算《红衣女孩》留下一个淡然自若的结局,但安然已经不只是一位八十年代的偶像了。
铁凝写,“人要是真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走自己的路,那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啊。它显得荒诞可笑,却又其乐无穷。”在八十年代初期,这是振聋发聩的一句宣言,而在如今,却会发现,那么多状貌,居然依然没有改变。 (原载于《看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