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生美莲达》这个标题总让我联想到那部著名的《维罗妮卡的双重生活》——两个同名为维罗妮卡的女人分别在波兰和法国承受着自己的命运。她们之间被某种神秘的宿命感牵连,她们的生活也成了历史的剪影,承载着历史的厚重感。电影中镜子和镜像的大量使用也让我们感叹电影在时空错位与拼接上的巨大力量。 《双生美莲达》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也可以被称作“美莲达的双重生活”,但它的风格和它所讲述的故事与《维罗妮卡》完全不同。《维罗妮卡》像是一次严谨的镜像理论实践,而《美莲达》则像是电影与立体主义擦肩而过、短暂回眸时碰撞出的那一点零星的火花。伍迪·艾伦的两生花出现在两个彼此隔绝的虚构时空中——美莲达并非现实世界中的人物,而是两位故事讲述者脑海中虚构出的女性幻象。这幻象先在故事讲述者那里成为了语言的所指对象,进而被伍迪·艾伦投放在大荧幕上,被赋予了短暂的肉身与生命力。这两位美莲达成了悲剧与喜剧的缪斯——如飞蛾扑火般,她们用短暂的荧幕生命演绎着悲剧与喜剧的艺术力量。 《双生美莲达》开场在一个伍迪·艾伦十分钟爱的时刻——纽约的雨夜。几个老友模样的人坐在一家小餐馆里激烈地争论着悲剧与喜剧谁占有艺术的高地。一个人认为悲剧直面现实,因此更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从而贡献更出色的票房成绩。而另一个人则认为正因为悲剧触发了人们的痛苦,观众才会选择喜剧,因为他们希望逃避现实。这样的争论永远无法达到一个定论,于是另一个人决定用一个失败女性的故事去测试悲剧与喜剧的运作机制。这其中,人物对入侵者的态度反应了悲剧与喜剧截然不同的机制。 在两段彼此隔绝的故事空间中,美莲达都是个十足的入侵者——她毫无缘由地突然闯入原本气氛融洽的家庭聚会或宾客宴请中,并由此改变了两个家庭原本的生活状况。但悲剧和喜剧对入侵者角色的反应机制却大不相同,这使得人物的命运也出现了极大的不同。 在悲剧版本中,美莲达突然闯入了Lee和Laurel的家庭聚会中。家庭聚会上的成员对入侵者美莲达表现出了惊讶和心理上的拒斥,尤其是Lee,他坐在餐桌旁背地里说着美莲达的坏话。由于无路可退,美莲达只好暂住在Lee和Laurel的家中,于是背景人物对于美莲达的拒斥逐渐演化成了被动的接受。值得注意的是,在悲剧版本中,不仅美莲达作为侵略者出现,作为观众的我们也是侵略者——我们随着摄影机的运动不自觉地强行进入了美莲达的内心世界。影片在15分17秒左右进入了一段很长的独白。在这段场景中,美莲达坐在窗前的桌子上,悠悠地叙述着自己的情感创伤。这时镜头逐渐推进,从中景逐渐过渡到特写。在这个过程中,人物的意义开始凸显,美莲达开始大于背景而存在,我们也随着镜头的推进进入了美莲达的内心世界。这种双层意义上的入侵其实也正应和了影片开头时一位老友为悲剧所做的辩护——悲剧更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因为观众与悲剧人物心贴心,没有距离。 同样是入侵者,在喜剧版本中,美莲达受到的待遇要好得多——她享受着前情铺垫与软着陆的双重保护。在喜剧版本中,美莲达不再是那个左右徘徊、不请自来的老熟人,而是在自家门前低声啜泣、楚楚可怜的年轻女性。这样的前情铺垫立刻唤起了我们的同情心——你看,这位妙龄少女需要帮助,谁都不应该拒斥她。随后,吞食了28片安眠药的美莲达到Hobie和Susan的家中寻求帮助。此时的Hobie和Susan正在宴请重量级宾客,这位宾客将直接决定Susan能否成为一位真正的导演。美莲达的入侵并没有使众人拒斥,因为这组人,尤其是家庭的男主人Hobie,是典型的伍迪·艾伦式角色——倒霉,话痨,聒噪,擅长制造混乱并让混乱的场景发挥最大的喜剧效果。由于喜剧版的美莲达有独立的住所,且没有破话女主人Susan的导演大计,因此她越发成为了一个可爱的人物,Susan甚至主动为美莲达安排相亲对象。这样的软着陆同样起到了保护人物的作用,美莲达在喜剧宿命的滋养下将越变越好。 关于悲剧与喜剧谁更牛的问题,影片最终也没能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而这个问题本身或许就是无解的。悲剧版美莲达以自杀未遂的绝望和无法抑制的抽搐结束了自己的荧幕生命,我们从她的眼泪中或许能够读到情感的无偿和生命的无意义。而在喜剧版本中,美莲达与离异的Hobie终成眷属;他们的爱情故事定格在结尾那个甜蜜的吻中。悲剧使我们学会同情,喜剧让我们怀揣希望。正像悲剧版中的美莲达所说,不管是开心的眼泪还是伤心的眼泪,它们不都是眼泪吗?不论悲剧还是喜剧,它们不都让我们感受到了电影艺术的魅力吗?不论哭还是笑,它们不都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