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与路易十四》围绕商贸、科学技术、思想文化三方面展开,讲述十七世纪,中法两国的友好往来。这段情谊,从一艘名为“安菲特力特号”正式开始。
当时,船上承载的,不仅仅有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挑选的法国商品,还有领队的玻璃业商人儒尔丹,外加六名国王的科学家,出航的名义为“文明交流”,当然,这只是路易十四的借口,其目的,实为以此打开中国的市场。
可是路易十四,一个法国国王,一个在欧洲蒸蒸日上的霸权国家,为什么要偷偷摸摸地进行航海行动呢?
影片中,梅谦立教授给出了答案:当时航海霸权在梵蒂冈教皇的主持下,被西班牙、葡萄牙瓜分。
法国作为信奉天主教的国家,自然也必须遵从教皇的旨意。但信仰敌不过利益的诱惑,有野心的路易十四,把自己称为“太阳王”的路易十四,想要称霸欧洲的路易十四,必须打开海外市场,攫取财富,为称霸欧洲打下结实的经济基础。
但路易十四没想到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反倒稳居贸易顺差的地位,瓷器、漆器、丝绸等等等等,成为路易十四的心头好,也由此带动了贵族们的中国风。此时国力强盛的中国,不是财库紧缺的法国所能咬下的一块肥肉。自然而然的,和平的对话,文明的交流,成为法国的唯一选择。历史再一次为我们证明:“落后就要挨打”的硬道理,只有强盛的国力,才不会在弱肉强食的世界中成为他国的板上肉。
而此时法国能与中国互通商贸,还得益于康熙皇帝对西方科学的向往。作为清朝最负盛名的皇帝,康熙的一生似乎满是传奇。从天花中逃过一劫,因此成为储君,十几岁干掉鳌拜掌握实权,熟读子集经书,又热衷研究天文数学医学……妥妥的一名学霸。也因此,康熙接见了来自法国的教士科学家,让他们成为自己的老师,甚至允许他们在京城建教堂,保持自己的信仰。西方的科学技术由此得以传入中国,准确而言,是传入中国的深宫,成为宫廷的专属知识。西方的科学技术并未能在中国掀起波澜,未能改变当时中国的科技落伍状况,这估计也是原因之一吧。
与中国相反,当中国的儒学传入法国时,却风靡全法,甚至成为大思想家伏尔泰的思想源泉。儒学中的仁爱仁政、道德伦理,与伏尔泰所追求的理想的全人类幸福社会的构建核心相契合,而这种契合并非某种神奇的玄幻的心意相通,结合影片在商贸篇中,梅谦立教授所提到的点,再剖析十六、十七世纪欧洲宗教改革的原因,就不难理解为何伏尔泰对儒家的“仁政”推崇至极。
整体来说,《康熙与路易十四》是一部好的历史纪录片,美中不足的是篇幅稍短,在许多知识点上未能展开深入分析。不过能在电影院穿梭古今,看到许多有趣的历史小知识,感受到文明互鉴的魅力,也不失为一件乐事。
2024年5月25日下午,在广州图书馆举行了一场电影交流活动,共同观影并分享中法合拍的纪录片电影《康熙与路易十四》,本次活动由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影视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周文萍副教授主持,另一位主讲嘉宾是纪录片电影《康熙与路易十四》的制片人徐斌先生。纪录片电影《康熙与路易十四》立意高远,资料翔实,生动有趣。这部“中国故事 国际表达”的影片讲述了三百多年前,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遣六名“国王的数学家”前往中国的历史,当时中国清朝皇帝康熙与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展开积极互动,开启了影响深远的中法科技、商贸和思想文化交流。两国在科技、商贸、文化的交流给双方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界,特别是包括《论语》在内的中国古籍经典传入法国,在法国思想界、学界,特别是对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启蒙运动产生深远影响,这段不为广泛认知的历史,在纪录片电影《康熙与路易十四》中被娓娓道来,填补了中国人和法国人对这段历史认知的空白,进一步加强了中法两国之间的理解和友谊。
纪录片电影《康熙与路易十四》海报
一、“国王的数学家”与法国数学文化
纪录片电影《康熙与路易十四》的开篇就讲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遣六位“国王的数学家”到中国的史实。影片以“国王的数学家”、法国传教士白晋作为康熙和路易十四之间的沟通桥梁为主要线索展开,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字明远。年轻时接受了包括神学、语言学、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全面教育,尤其对数学和物理学兴趣浓厚。在纪录片电影《康熙与路易十四》中,讲述了白晋是一位对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作出卓越贡献的人物,他晚年致力于研究中国《易经》与《圣经》之间的内在联系,1730年卒于北京,享年74岁。遗体也安葬在北京正福寺墓地。
纪录片电影《康熙与路易十四》的开篇讲的六位“国王的数学家”在17世纪到中国的史实,其历史背景是,16世纪末,被誉为沟通中西文化第一人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他发现中国缺少数学文化,利玛窦采用了“学术传教”的策略,并以“数学文化传播”为突破口把现代数学引进了中国,其标志是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等西方数学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和传播。由于利玛窦等人的传播,使西方人知道并了解中国人对数学认知与西方完全不一样,所以数学成为东西方沟通的一个重要手段。
法国的数学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独树一帜。纵观法国科学的历史,就会发现很多西方著名的数学家出自法国:从近代概率论的奠基人帕斯卡到数学大师傅里叶、拉格朗日,从解析几何之父笛卡儿到拉普拉斯方程的发现者拉普拉斯,从画法几何创始人蒙日到概率论领域负有盛名的德蒙马特等等。这其中的数学家个个都是彪柄史册、如雷贯耳的人物。法国自17世纪开始,涌现出一大批群星璀璨的数学大师,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是数学大师韦达、梅森、笛卡尔、费马、帕斯卡、克雷罗、达朗贝尔、兰伯特、拉格朗日、拉普拉斯、勒让德、蒙日、卡诺、傅里叶、泊松、柯西、彭赛列、伽罗华、庞加莱等等。他们中的任何一位放在全球数学史上,都是难以企及的角色。现代数学应该说是从微积分开始的,在微积分领域,法国数学家的数量就占去了几乎1/3。法国的数学巅峰是:19世纪法国数学界四大“天王”——柯西,傅里叶,伽罗华,庞加莱。数学文化是法国文化中最具特色的文化。
数学界的诺贝尔奖,菲尔兹奖,是数学界学术最高奖项,菲尔兹奖每四年颁发一次。菲尔兹奖规定,只颁发给40周岁以下的“青年数学家”。法国数学家曾经连续20年以上获得了菲尔兹奖。据统计,法国是世界上获得菲尔兹(Fields)奖人数最多的第二大国,仅次于美国,如果从人口比例来算,法国堪称是世界第一。中国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获得过菲尔兹奖。
法国数学崛起以以笛卡尔开创的以及法国数学的人文主义传统为动力的,同时法国的以“数学”为核心之一的国策也是法国数学文化长盛不衰的原因,这可以用“远见、开放、包容”来概括,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是法国数学文化的重要推手。在17世纪的法国,研讨科学和哲学的沙龙在上流社会非常流行。17世纪中叶,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决定建设一所官方科学院来推动法国科学的发展,就是如今的巴黎皇家科学院的前身。路易十四正是法国数学文化兴起的第一个重要推手,另外一个就是拿破仑。
到了十九世纪的拿破仑时代,拉格朗日和拉普拉斯都是这位法国皇帝的朋友,蒙日与傅里叶曾随拿破仑远征埃及,可以说,法国的政策对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证。法国科学院培养出了十九世纪上半一大批法兰西群星:比如著名的物理学家安培(Ampère),他的名字被用作计量电流的单位,著名的卡诺(Carnot),热力学创始人之一,著名的菲涅耳(Fresnel),他在光学研究中带领波动说与牛顿粒子说展开对抗,还包括泊松(Poisson),他在数学及物理领域留下自己冠名的定理。
法国数学文化开放与包容吸引了一大批欧洲的数学家。莱布尼茨是德国的哲学家、数学家,但是他的微积分发现是在巴黎完成的。莱布尼茨在数学史和哲学史上都拥有十分重要地位。特别是在数学上,他和牛顿先后独立发现了微积分,莱布尼茨所发明的符号被普遍认为更综合,适用范围更加广泛。莱布尼茨还发明并完善了二进制。在哲学上,莱布尼茨和笛卡尔、巴鲁赫·斯宾诺莎被认为是十七世纪三位最伟大的理性主义哲学家。莱布尼茨的出现标志着德意志民族在世界文明上真正崛起。法国数学文化的崛起值得我们深入学习和研究。
二、“数学家皇帝”康熙大帝
在历史上,康熙帝可能是惟一一位认真从事数学与天文学研究的中国帝王。康熙帝所学习和研究的主要是西方天文、数学方法。在他的要求下,以来自法国的“国王的数学家”们,为他系统地讲解了西方几何学和代数学知识,这其中以法国传教士白晋为代表,纪录片就是通过白晋这条线索展开的。通过康熙帝,法国传教士所讲授的部分知识在中国流传开来。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初来华的传教士只专注于向康熙帝传授科学技术知识,很少和中国学者们联系。这样的局面令康熙帝和耶稣会士双方感到满意。因为,由此,康熙帝成为惟一掌握西方天文数学知识的中国人,这可以保证他对相关事务的绝对仲裁者的地位。据康熙帝所述,掌握西方天文、数学知识以裁决相关问题,是他学习数学的原动力。
康熙学习欧几里得几何学倾注了大量的心力。康熙帝虽然为了得到学术仲裁人的身份而日夜苦读,但他对儒家学术的理解却很难超过甚至达到自幼攻读经典的真正博学的儒家学者的水平。通过接触西方的数学天文知识使他发现了他能够超越汉大学者和士大夫们的知识领域——天文、数学。这很可能是康熙学习欧洲天文、数学的另一个动机。
《几何原本》在中国得到介绍可以说是西方科学首次进入中国的标志。《几何原本》由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以其严密的逻辑推理和严谨的证明体系而著称,读者可以自己证明其中知识的真实性,利玛窦很可能想通过可以由学习者自己检验其真伪性的欧几里得几何学来体现一个无法被直接难的领域——天主教的可信性。可以说,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推动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服务的。
可惜的是,徐光启只翻译了《几何原本》的前六章,《几何原本》一共是十三章,过了差多不250年后,直到1857年,清朝的数学家李善兰和一位叫韦列亚力的英国人才把《几何原本》的后半部译了出来。1865年曾国藩将其与利玛窦、徐光启合译的前6卷一起刊刻,《几何原本》终于有了完整的中译本。这250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近代科学在欧洲诞生了,工业革命在欧洲产生了,而中国这250年间封闭保守,与西方的发展速度渐行渐远。
《康熙与路易十四》的纪录片中提到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礼仪之争”。17世纪30年代以后,西方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与中国信众产生了“中国礼仪之争”,要求中国教徒不得参与祀孔和祭祖活动,并在1704年,罗马教皇克莱芒十一世决定禁行中国礼仪,并派特使到中国宣布他的敕令。康熙帝敏感地意识到天主教与儒家传统之间所产生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并清楚地看出,如果不能较好地处理这一矛盾,则将为其政权的稳固性带来不可做题的灾难。康熙帝深知罗马教皇谕令可能在汉人士大夫中间激起反感情绪,他不能为了学习西学而自决于儒家传统。在这一关键时刻,康熙选择了儒家传统。与罗马教廷决裂并驱逐教士是他惟一的选择。这标志着耶稣会士使康熙帝皈依天主教的努力彻底失败,并造成了西方知识传入中国的又一次中断。
19世纪中叶以前,可能只有康熙帝一人意识到西方世界对中华帝国的威胁。他曾于1716年12月称:“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120余年之后,康熙的预言变成了现实。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败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影响启蒙运动的中国传统文化
纪录片电影《康熙与路易十四》中特别提到《论语》对法国知识界的影响,特别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被原封不动写进了法国人权宣言中的相关文献。
利玛窦最初传播西方数学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利玛窦逐渐感受到了中国古代哲学中那博大精深的品质,这使得利玛窦等传教士开始向西方传播中国古代典籍著作中的儒家学说。同时也为了便于来华的传教士学习中文,利玛窦用拉丁文翻译了《论语》《孟子》《中庸》《大学》。1594年利玛窦把“四书”的拉丁文译本全部寄回了意大利出版,利玛窦成为最先完整编辑中国儒家经典书籍,并附以详细注释的西方人。这些拉丁文的中国经典在西方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真正意义上的“中西方数学文化交流”,肇始于利玛窦在中国传播的西方数学和系统地向西方传播的中国儒家经典。利玛窦对中国文化的西传掀起一场持久的热潮。引起了西方知识精英对中国的哲学、重农主义的经济学以及文学、文字、典籍的浓厚兴趣。
纪录片电影《康熙与路易十四》特别提到法国传教士白普在第二次回法国时带回了中国的包括《论语》在内的经典籍三百多本,使法国的国家藏书馆第一次拥有了中国图书。
16、17世纪,中国的儒家思想相继传到欧洲后,滋养了欧洲启蒙思想家们的思想,并使莱布尼茨、伏尔泰、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和百科全书派的大师们深受其益,一致认为中国是理想的乐园。在欧洲,几乎所有中等以上城市,都可以见到利玛窦等耶稣会士不时刷新的《东方书简》。18世纪欧洲在思想上受到的压力和传统信念的崩溃,使得天主教传教士带回的某些中国思想在欧洲的影响超过了天主教在中国的影响。有“欧洲孔子”之称的法国重家学派的创始人弗朗斯瓦魁奈(1694-1774)认为中国的《论语》“讨论善政、首德及美事,此集满载原理及德行之言,胜过希腊七圣之语”。而法国思想家伏尔泰(1694-1778)对中国更是推崇备至,他称赞中国是世界上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却治理得最好的国家。伏尔泰这位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他相信中国的历史开端早于欧洲,而且因为中国人的历史记载都是以天文观测为基础,也就更为可信;中国的科技起步也要早于欧洲,之所以后来中国的科技又被西方超越,是因为中国人对祖先传来的东西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崇敬之心,认为一切古老的东西都尽善尽美。在伏尔泰的眼中,孔子甚至比耶稣还伟大。他甚至幻想建立一种“理性的宗教”,其楷模就是中国的儒教。在名著《风俗化》中,伏尔泰甚至深情地写道:“当你以哲学家身份去了解这个世界时,你首先把目光朝向东方,东方是一切艺术的摇篮,东方给了西方一切。”
纪录片提到,1732年,法国人马若瑟在广州将中国经典故事《赵氏孤儿》翻译成法文,1755年法国大文豪伏尔泰将其改编成剧本并在巴黎公演,引起巨大轰动。
本文只是对纪录片中的“科技篇”内容进行了评述,并不全面。影片还有大量的经贸、人文、时尚、地理等丰富的内容等待有兴趣的观众去观摩。纪录片电影《康熙与路易十四》以独特视角进行了客观而沉稳的叙述,在波澜不惊的陈述中也展现了广州这一世界级城市的气质,包容、沉稳、实干,广州在中外交流史上,在中法交流史上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彰显了广州作为世界级城市的内敛、广博、低调的杰出品质。
《康熙与路易十四》由广州市广播电视台、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幸运之光电影音乐公司(法国)联合出品,为庆祝2024年中法建交60周年而作。这是一部深具文献性、知识性、艺术性的佳作,这是一部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经典电影,填补了中国人和法国人对这段历史认知的空白,值得反复观看和品鉴。
康熙与路易十四两个帝国的帝王,隔空开展的对话,在那个信件车马慢的时代,从一个相对正统的角度中间去,以前都是对封建帝国的各种抨击,去其糟粕留其精华才是可取之处,电影的拍摄手法,利用了真人进行了出演,通过三四个篇章来进行讲述,从知识、商贸、文物几条主线来讲述的,感觉像是电影和纪录片的结合,地点在北京、巴黎、扬州、广州、凡尔赛宫之间切换,刚刚走过巴黎的街头对于巴黎的一景一物还属于历历在目的阶段,金主爸爸来自于南方的广州,但所拍摄和讲述的故事并不拘泥于广州的十三行,呈现出并不是一个封闭的末代帝国王朝,算是开明的帝王,对于西方的理论体系有着自己的拿捏的尺度,这或许也才是驱动他学习的一方面动力,作为一个庞大帝国的掌控者,必须先要熟知才能推广,儒学和西方哲学体系的碰撞与融合,写到哲学思想大家孟德斯鸠在他的著作里面,有着与儒家哲学的共鸣,里面写到儒学对于法国那个从帝国走向共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最后话锋一转,到了近代是中国向法国学习,资本主义的车轮已经变得飞速,腐朽的封建主义走到了人类文明的尽头,一批一批近代的仁人志士走出国门来到法兰西大地进行新知的求索,算是一种最后的点题。
康熙与路易十四,本来觉得八竿子打不着的两个人,却原来在那段遥远的历史中早就有过交集,还是一段鲜为人知的互为欣赏的神交已久。在通信交通都极为不便的古代,越洋而来的传教士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 而让人最为唏嘘的是,同处一个时代的东西方两大文明,在那个时期都各自拥有了一位英明的帝王。但是在帝王逝去以后,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命运,直至如今又重新交集于新的一点,历史的齿轮不断鸣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