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何不引吭高歌？ Chantrapas(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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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说“我们何不引吭高歌？”，不如说“谁在阻止我们引吭高歌？”，可能更贴切。
由奥塔·伊塞利阿尼执导的这部《我们何不引吭高歌》（2010年），平缓的叙事，带我们穿越到六、七十年代苏联时期的格鲁吉亚和法国的巴黎。让我们领略到当时苏联统治下格鲁吉亚普通民众的生活，以及官方在意识形态上对文化的控制。
谈及奥塔的电影，塔可夫斯基在《雕刻时光》一书中曾说“在伊塞利阿尼的《歌鸫》中，主要角色委由一非专业演员担纲，然而主角的真实可靠却毋庸置疑；他生活在银幕上，他的生命是纯粹、毫无条件、不容怀疑或忽略的，因为真实、生动的生命会立刻与我们每一个人，以及我们所遭逢的每一件事发生关联。”
而就苏联电影，塔可夫斯基说过“苏联电影专家老说，当大众文化在西方国家产生且蓬勃发展时，苏联艺术家应该坚守‘为民服务的真正艺术’；事实上他们却更喜欢拍讨好大众的电影。当他们表面上冠冕堂皇地谈论发展苏联电影的‘真正写实传统’时，其实暗地里已经悄悄地拍起远离真实世界、远离真实人民生活问题的电影了。”从此足见当时苏联电影的境遇。虽然苏联时期尤其是赫鲁晓夫执政之后，电影有了一股清新之风，出现了《士兵之歌》、《雁南飞》和《一个人的遭遇》等，但整体电影生态仍不容乐观。
与塔可夫斯基同时代的奥塔受教于苏联电影大师杜甫仁科。同样在塔可夫斯基所推崇的导演中，杜甫仁科也是他在苏联时期最喜欢的大师，而他在对爱森斯坦赞许的同时也对其颇多微词。之所以引用塔可夫斯基的话，只因为1934年出生的奥塔在苏联时的遭遇，与1932年出生的塔可夫斯基甚为相似（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电影人的境遇大体相近）。从奥塔于1961年拍出50分钟的《四月》到1968年的《飘落的叶子》、1970年的《曾经活着画眉鸟》（又译《歌鸫》）和《铸铁》等，无一不受到批评和被禁。这也促使他前往巴黎寻找新的电影梦想，这同样与后来的塔可夫斯的电影之路相近。只叹塔可夫斯基英年早逝。而始终淡然低调的奥塔得以拍摄了更多的电影如《再见我的家：托斯卡纳斯的修道院》、《周一清晨》和《狩猎蝴蝶》等佳作。他还远赴非洲拍过一部轰动世界影坛的纪录片《光还在》。
这部120分钟的电影采用了平铺、闪回、梦境和交叉等技法，足见其用心至极。怀抱电影梦想的格鲁吉亚小伙尼古拉斯，利用周遭和自家的场景，拍摄了一部隐含政治讽喻的电影。值得玩味的是，在审片会上，各位评审先是抛出“电影中每个人都讲实话”、“怪胎，不要脸”、“没有一个正面角色”等等意见后，继而都众口一词的赞好，但他们深知难以上映，就连导演本人同样认为没法上映。
即或作为评审之一的尼古拉斯的女同学采用另一种托词出面关照“他的反省虚情假意，他跟我们一样的聪明，他预见了我们的打算，如果今天我们禁止他的电影，你会感到羞愧的，而且就算你死了，也不能被原谅，这就是我的意见。”，仍无济于事。主评审还是得请求上级主管，电话那端仍是一个“不”字。谁都不敢冒政治上的风险。散场时，评审们拍拍他的肩膀以示安慰“人人都爱这部电影，但……”耸耸肩以示无奈。投资人的钱打了水漂，制片人斥责导演“你花光了所有的钱，到最后却不能上映，这就是你为所欲为的结果”。
片中的尼古拉斯从小生活在一个物质条件相当优越的家庭，且家中氛围深具人文气息，音乐伴随始终。最具标志性的是他随身背着一把大提琴。这与奥塔年轻时学过音乐、作曲和指挥的经历颇为相似。而尼古拉斯与另两位同学的友情也很有戏剧色彩。他们从小就厮混在一起，其中的女同学也跟他们一起，常扒火车到废弃的教堂偷圣像，还跟老头们一起抽烟喝酒，这些好奇的野性习气即铸成了他固执己见和从不妥协的性格。为此，他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片中花了很多时间对老人的生活有着诸多生动的刻画，如两老头跳舞时，为老太争风吃醋，相互看不过眼，竟出外约架，让人乐不可支。而尼古拉斯家中爷爷奶奶的拌嘴，也极为有趣。
梦想还在继续。在女同学的帮助下，尼古拉斯与法国来访的文化使者私自见了面，继而被克格勃带走并遭到一顿毒打。出来后，他带着一瓶珍贵葡萄酒来到主管文化的官员那里，其实这位官员倒是一个非常开明的人，首先提出让他入党，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尼古拉斯不置可否。这位官员知道他的用意，拍拍他的肩笑着说走吧走吧。得到了当局的同意，尼古拉斯终于得以坐着火车前往巴黎。临行前，爷爷带给他一封信，让他投靠他的老友米哈伊。在巴黎安顿好后，他放下身段做过扫大街的清洁工、建筑工和动物园的饲养员等，但电影的梦想始终没有泯灭。
法国好友的支持，让他见到了法国制片人，却因为对方的一句调侃“请你告诉我克格勃是怎样的”而搞得不欢而散。有意思的是前往途中，他划船经过水塘时，竟然看到一位穿着蹼皮泳装的黑人女孩，如翩翩起舞的美人鱼立于水中对他微笑，这一魔幻的闪念同样在片中最后时出现。
在苏联驻法国大使馆官员的允许下（就是那位同意他出国的官员），克格勃解除了对他的监视，这让他得以全身心的拍摄电影。但法国制片人的过多干预，同样使他的拍摄工作举步维艰。如同在格鲁吉亚一样，剪辑影片的工作屡遭停顿，到最后上映时，观众却中途纷纷退场，制片人两手一摊，显然，电影失败了。
再次尝试的苦果，让尼古拉斯决定返回格鲁吉亚。回到祖国的日子，他似乎不再急于拍电影，而是尽享与家人难得的团聚。之前身居巴黎时，他养了一只信鸽，得以与家人传递往来信件，以避过克格勃的耳目。离开巴黎时，他放飞了信鸽。这天，他与家人和好友一起野外垂钓聚餐。就在他垂钓之时，水中的那个美人鱼又出现了，他跃入水中，随着这魔幻之影潜入深深的水中向前划行。这是自由的意志，抑或理想国清澈之音的呼唤。
可以说，《我们何不引吭高歌》就是奥塔电影人生的真实体验和侧影写照。甚至饰演主角的演员都酷似年轻时的奥塔。拍这样的电影，回顾自己所走过的坎坷艰辛路，想必是这位大师一直以来的愿望。只是结尾的魔幻一别，仍让我颇感冒险，这种用意与“我们何不引吭高歌”的诗意理想，当然是一脉相承，只是显得过于突兀。或是因为潜藏在他心中热望太久，否则，他也不会借此作最后一搏。写实与魔幻的结合，未尝不是一种深远的意境，只是这需要极大的勇气，尤其是对于一个声名远播的大师来说。单此一点就足够我们怀有对他的深深敬意。
2013、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