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别离 جدایی نادر از سیمین(2011)
又名: 伊朗式分居(港) / 分居风暴(台) / 内达与西敏：一次别离 / 纳德和西敏：一次离别 / 纳德和西敏：一次别离 / 别离 / A Separation / Nader and Simin / a Separation / Jodaeiye Nader az Simin
导演: 阿斯加·法哈蒂
编剧: 阿斯加·法哈蒂
主演: 佩曼·莫阿迪 蕾拉·哈塔米 萨瑞·巴亚特 谢哈布·侯赛尼 萨日娜·法哈蒂 梅里拉·扎雷伊 阿里-阿萨哈·萨哈巴齐 巴巴克·卡里米 吉米娅·侯赛伊妮 希尔·亚齐丹巴克什 萨哈巴努·佐哈多
上映日期: 2012-11-13(中国大陆) 2011-02-15(柏林电影节) 2011-03-16(伊朗)
片长: 123分钟 IMDb: tt1832382 豆瓣评分：8.8 下载地址：迅雷下载
演员：
影评：
一、译名的“分离” 把英文片名"A Separation"直白地译成“一次别离”似乎是欠妥的，个人觉得译成“分离”或许更为贴切。一来，导演阿斯哈·法哈蒂在接受采访时也说，“Separation”涵盖了诸多的层面，如何去理解，这个问题需要留给观众自己。"A Separation of...."这个语法结构提供了一种开放性的解读方式，但中文名“一次别离”却隐约有种一锤定音的意味，弱化了电影本身的多重寓意。二来，看完整部电影，你会发觉所谓“别离”并没有太多向过去告别的意思，也并非是一个位于时间轴上的重要节点，而是将各种“分离”全都交织在一个故事中，且无论在哪一层面上，都显示出了一道鲜明的分野与裂痕。导演阿斯哈·法哈蒂正是试图通过两个不同阶层家庭的碰撞来揭示出这道分野与裂痕的存在。 二、精英与精英的分离 纳德和西敏所组成的中产阶级家庭，显然是伊朗社会中精英的象征。他们有房有车，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体面的工作，负担得起护工和家庭教师的开销。但导演阿斯哈通过开篇那接近4分钟的长镜头，透露出这个中产家庭正遭遇到的解体危机。一反惯例的是，在离婚的当口上，西敏依然承认纳德是一个得体而正派的人。他们唯一的分歧在于，西敏拿到了出国的签证，因为她不愿女儿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至于是何种环境，阿斯哈狡猾地略过不表，点到为止——而纳德不愿离开患有老年痴呆的父亲。老年痴呆的父亲是个明显的隐喻——一个老迈而病入膏肓的祖国。西敏质问纳德，你父亲还认得出你这个儿子么？纳德回答，这又有什么区别呢，我认得出他是我的父亲啊。国家失序的症状之一，便是中产阶级的逃离。离开还是留守，纳德和西敏无疑代表了这一群体中两种截然相反的的观点。颇有意味的是，纳德在法院的长凳上对着女儿Termeh举手起誓时，却不想把身边和他拷在一起的士兵的也牵了起来——选择离开的大可自由地离开，决心留下的却处处为僵硬而强大的体系所掣肘，还有比这更绝妙的讽刺么？ 三、 民众与精英的分离 比起精英内部的裂痕，民众与精英之间已然是一道鸿沟。而这也是整部电影着墨最多的部分。 护工Razieh和她的丈夫Hodjat无疑是底层民众的象征。他们在身处精英阶层的纳德和西敏面前，几乎毫无话语权。 Razieh在和纳德的薪资谈判中使出了浑身解数，但所有的努力都在后者的一句“下午之前给我个答复吧，这样我也好找别人”前烟消云散。而她的丈夫，背了一屁股债的Hodjat也只能祭出“如果我干得不错，能不能加点？不满意你可以不付钱。”这种以退为进的策略。对此，隔着玻璃窗的纳德根本不置可否，他只顾提出自己的要求：你明天来吧，带上身份证。 在精英阶层的眼中，Razieh和Hodjat他们，无疑属于一个和自己全然不同的群体。如果我没有遗漏的话，在纳德和西敏的对白中，有意一次也没有出现过Razieh和Hodjat的姓名。对他们来说，民众只是一张张模糊的面孔。其中一场戏是这样的：纳德下班回家，目不直视地称呼Razieh为“女士”，边敷衍着她的问候，边直奔女儿的家庭教师而去，主动打招呼并称对方为“Ghahraii太太”。两相对照，区别立现。另一个更明显的桥段是：纳德的女儿Termeh在法院的走廊里背诵课文：“在萨珊王朝时期，人们被划分为两个阶层：上层特权阶层和普通阶层(the normal class)。”她的外婆立马纠正说，是"普通民众(the normal folks)”。而此时占据镜头的，正是Razieh和Hodjat的女儿，她在一旁鹦鹉学舌地附和着Termeh的背诵。导演的用意再明显不过：分离的阶层观念，不仅是后天的自然演变，更是一种人为的假定和预设。 而在双方的直接交锋中，这种差距更是体现得尤为突出。在法院里，面对纳德和Ghahraii太太条理清晰的反驳，Hodjat只能愤懑地对法官说，“我没什么可失去的了。”然后他指着纳德，“我的问题在于，我没法像他一样能说会道。”他情绪失控，他被判蔑视法庭，可他除了以头撞门之外再无他法。而他的保释担保人，还必须有公务员或企业主的身份才行。其后，Hodjat放弃了在法庭上的言辞争辩，转而试图用自己的方式来获取真相。他闯进学校逼迫Ghahraii太太对着《可兰经》起誓，而誓言完成的那一刻便意味着他最后的出路也被堵死。另一边的纳德完全不同，他只通过一个简单的实验就证明了，他不可能如Razieh所说的那样，把她从门口推落至台阶，因为这根本不可行。此时，在民众与精英分离的背后，还隐含了另一种层面上的分离——宗教信仰和世俗规则之间的分离。而无论从哪种层面上来看，高下立判，胜负已分。 事实如此，在精英阶层面前，普通民众彻底居于被动。平时，他们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而当他们试图抗争时，又完全力不从心。但吊诡之处在于，在纳德的父亲——伊朗国家的象征——患病之后，西敏选择离开；有工作有女儿的纳德无暇顾及，只好选择雇人帮忙；因此恰恰正是沉默而弱势的Razieh担负起了最脏最累那些活。阿斯哈以此完成了一幅无比精确的社会速写。 四、 道德与现实的分离 在事故发生之后，尽管纳德、西敏与Razieh、Hodjat处于相互对立的立场，但他们都在各自道德的约束下被卷入了这场纷争。只不过，一方信守的是传统的宗教道德，另一方遵循的则是世俗世界的法律规则和个人道德。但这还只是一个开端。 Razieh的看护工作受制于宗教道德，在为老人洗澡之前，还需要打电话向宗教权威请教是否可行。在这个一路狂飙的现代世界里，古老的宗教观依然顽强地延续着它的生命力，传统和现代的裂痕也因此日渐彰显。而因为顾忌丈夫Hodjat的感受而不敢坦白车祸实情的Razieh，一边要将这出戏继续演下去，一边又暗暗地受到道德的谴责。这种挣扎一直持续到纳德和西敏愿意出钱赔偿，才触及到她的底线。讽刺的是，她道出实情的理由并不是担心会给自己的女儿带来负面的影响，而是害怕会招来可怕的诅咒。她的丈夫Hodjat同样是一个虔诚的信徒，也一个因无力养家而自责的男人。当Razieh袒露车祸实情后，他想收下赔偿金并独自承担说谎的罪过。此时，在与宗教道德的冲突中，身为父亲和丈夫的责任感最终占据了上风，赢得了一场近乎自残的胜利。 纳德为女儿温习单词，告诉她写正确的答案，即便因此被扣分也无妨，则是一处用来勾勒人物性格的铺垫戏。在顺便嘲笑僵硬的学校教育之余，更是在表明纳德是一个有原则的人——他不介意为坚持原则付出小小的代价。但面对法官的追问时，他却违心地说了假话。当恪守道德便意味着遭受法律的制裁，当坚持的代价过于高昂时，向现实妥协成了一种无奈的选择。其后法官要求询问他的女儿Termeh，纳德既没有鼓励她说出真相，也不曾怂恿她为他圆谎。他没有勇气向上攀升，同时也拒绝继续坠落。他的不选择，却等同于将选择的重担转移到了Termeh的肩上。而这一转移，不想却成为了另一种分离的肇因。 五、童年时代与成人世界的分离 Termeh和Razieh的女儿一起玩桌上足球的那一场戏，是全片中为数不多的几处亮色之一。那个时候，她们还生活在一个用童话与课本堆砌出的世界里——那是一个黑白分明的世界。当她们的父母不约而同地选择用谎言来应对时，灰色出现了。她们被迫承担起了不该由她们承担的重负，保守着一个昏暗浑浊的秘密，她们成了各自父母沉默的同谋。而后，Termeh迫不得已在法官面前不动声色地帮着父亲圆谎，转眼又在汽车后座上泪流满面。她的童年时代从此崩塌，而在它的废墟之上隐约出现了一个不可捉摸的成人世界。临近结尾时，这两个孩子那阴沉对视的一幕，堪称全片最惊心动魄的画面。在这沉寂的四目相接中，两个小女孩一同在向她们的童年时代无言地告别。一个残酷的成年仪式完成了。 六、纳德与西敏的分离 纳德与西敏的分离，是整个故事的源头，同时也构成了诸多“分离”中最浅显可见的一个层面。事实上，分居起初只是种姿态，是一件纳德和西敏用来博弈的武器。纳德以为女儿和自己更亲，她不走，西敏也不会走；西敏知道女儿为了留住她会呆在父亲的身边，所以除非纳德弃子认输，她也走不了。两人之间，便维持着这样一种微妙的平衡。但西敏和纳德在是否该支付赔偿金的问题上相持不下，以至于所有本已被按捺下的矛盾瞬间井喷，情势的发展渐渐超出了两人的控制范围。当西敏朝堵在门口的女儿大喊：“鬼才答应过！”时，一切都变得无可挽回了。影片最后，阿斯哈又安排了一个纳德和西敏在法院长廊里等候判决的长镜头，所有的“分离”都在这里等待观众给出自己的答案。 七、伊朗电影与大陆电影的分离 好玩的是，对于大陆电影而言，最后还会多出这一层面上的分离。那些老是把怀才不遇归咎于投资匮乏的苦主们可以闭嘴了，人家这部基本用手持摄像机拍摄的《分离》才花了不过区区30万美元，这点钱都不够国内某些豪华烂片做宣传的，用来雇水军在网络上刷分可能还差不多吧。至于把所有症结都推诿到审查制度上的借口，似乎也显得不那么可靠了。继《三个傻瓜》和《芭萨提的颜色》令我们惊觉，原来印象中只会又跳又唱的印度电影已经远远甩开我们一大截之后，面对受到同样桎梏的伊朗电影，大陆电影还留有多少自辩的余地呢？整体水准低劣，审查制度当然难辞其咎。但个人拍不出好电影，恐怕只有怪自己内功不够。对此，借用卡尔维诺的一段话再合适不过了：“免遭痛苦的办法有两种，对于许多人，第一种很容易：接受地狱，成为它的一部分，直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第二种有风险，要求持久的警惕和学习：在地狱里寻找非地狱的人和物，学会辨别他们，使他们存在下去，赋予他们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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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人说大师级的电影和小成本电影就是不一样，非要拿这部电影和那些动辄投资上亿，充斥着娴熟手法的电影做横向比较。殊不知，当泰伦斯·马力克走近了科学Dis了covery，伍迪·艾伦掉起了书袋意淫了巴黎，这样一部安静讲故事的电影的出现是多么得难能可贵。三十万美元的预算，估计还不够《丁丁》一秒钟花掉的开销。
但是大师的电影依旧在大师的粉丝群中屹立不倒，穷苦的伊朗人民依旧在《可兰经》的庇护下作息辛劳，这并不矛盾，也互不干扰。就像你可能习惯了富二代千金一掷的锦衣玉食，我也总能在一菜一汤的日子里寻觅温馨。生活就是这样，朴素自有力量。
于是乎朴素的阿斯哈·法哈蒂冷静地将镜头对准了这么看似稀松平常却又波涛暗涌的两个伊朗家庭，轻松松让他们擦枪走火，自然发生这一场场故事。到头来，还能让观众胸闷心酸，感同身受，估计电影要的，也就这么点意思。
算算场景，无非纳德家、西敏娘家、瑞兹家、医院和法庭，以及几个车上的镜头。算算道具服装，不过几辆车和一本《可兰经》。电影大部分拍摄均为手持摄像，全片没有配乐仅在片尾字幕升起时才响起音乐。更有意思的是，扮演纳德和西敏女儿11岁的特玫，竟是导演自己的女儿，好家伙，这下连演员的钱也省了。
然而就是这么一部朴素的电影，夺得2011年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和其他多个奖项，该片将代表伊朗选送2012年第八十四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角逐。
朴素的电影，却依旧充斥着凌厉的剪辑、智慧的对白、坚实有力的戏剧冲突。导演平视的视角，没有给任何一个角色完全的褒贬，正如电影中每个人都说着谎，而每个人都本性善良。伊朗的社会等级，仅仅通过这两个家庭的一次交锋，便在大银幕上露出冰山一角，供由有心的观众管中窥豹。电影中特玫外婆和特玫对于伊朗（波斯）萨珊时期的历史知识有这样一句回溯：“在萨珊王朝时期，人们分为两个阶层......上层特权阶层和普通阶层。”特玫外婆紧接了句：“普通人”。通过特玫背诵历史知识，我们看到从波斯王朝的萨珊时期到现在的伊朗，这种等级阶层依旧存在，寥寥数语，对伊朗现状讽刺却十分深刻。导演从未让角色对着社会制度对着管理阶级恸哭控诉，只是专心着眼于两个家庭在社会现实和宗教约束中应有的表现，可谓点石成金、匠心独运。
电影情节的导火索虽然是“分离”，而实际上串起电影的脉络却是“亲情”。纳德与西敏明明相爱，却为了幸福各自远扬，对于女儿共同的爱让他们备受煎熬，一石激起千层浪，连带着另一个家庭的卷入竟引发了一场悲剧。导演并未故意夸大角色的伤痛，并未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来煽动观众的眼泪，于是当无辜的人们为了自己的幸福而不得不说谎、不得不争斗时，观众感知的痛却更加真实。冷漠的电影处理却蕴含深深的人文关怀，当最后片尾音乐响起，字幕升起，结局依旧遥未可知之时，我们却明白了电影的意义：这，就是他们的生活。
至少，他们有信仰。
PS：电影中的小Loli实在演太好了，萌翻了！最后那个怨念的眼神中枪了，太有杀伤力了！
补记：从我看初这部电影的时候，豆瓣上只有几百人想看，数十个人看过，到后来心情激动之下第一个翻译制作了中文字幕，电影也被越来越多的人重视，到现在电影最终斩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电影也排入IMDB第69名；看着这部电影慢慢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肯定以及喜爱，是一个非常感动的过程，这让我相信，朴素的电影也一样有春天。感动我们的，不需要多么煽情的摄影配乐或者千金一掷的特效，或许仅仅需要，那么一个平凡却有力量的故事。
翻页： 尽管一直没觉得奥斯卡能说明多少问题，但作为电影人对奖项的理解肯定不同于我们观众，说什么不在乎得不得奖八成都是逗咱玩呢。 最佳外语片向来是含金量很高的一个奖项，很少走眼。今年呼声比较高（国人）的和真正的热门。《金陵十三钗》以及《一次别离》是我连着两天看的。坑爹的是声画都错位了。白瞎了1080高清的画质，结果就是金陵差点放弃了，一次别离让我重找了版本看了第二遍。 其实金陵也没有多差 ，但硬伤太多还都被观众发现了就难免遭恶评。更主要的是对原著小说的删减非但没起到电影化的作用，反而有些用牛洪波的话讲是画足添蛇了。首先书娟这一人物完全与其他人物脱节，甚至一个叙述者的身份都被约翰抢走了，和玉墨的关系也没有小说中的前后反差制造出的冲击。而相比而言，给玉墨的转变做足了铺垫。从国军的牺牲，到女学生在地窖外的帮助再到交代自己的前史（但交代方式还是俗了），转变算是做足了功夫。但对于其他姐姐们，动力就明显不足了，似乎是屈服于玉墨的淫威才去的，本来挺光辉的事少了足够的情感逻辑，一下就从好故事变成了故事会。但张艺谋一直以来运镜上的才华还在，场面跟诸多国产拍得跟电视剧似的战争片群相比，还是很对得起观众的。 但我们忽略了一点，这可是投了6亿啊。 而《纳德与西敏：一次别离》的成本是30万美刀啊，基本上就是“哥几个一人凑点炒股钱，来咱拍个电影玩玩”的情况。而从实际效果来看，导演可真就不是玩玩而已。别离里讲了很多，却丝毫没有落入那种“说了一大堆结果什么也没说明白”的尴尬境地。导演的立场很明确，就是完全中立。其实这种立场是很契合故事本身的，片中没有所谓的正面人物，每一个人都最终暴露出了信仰道德界限之外的一面，影片的前半部分矛盾主要集中与夫妇二人之间，到若仅仅停留于此。它在影史上的地位也不过会是个伊朗版的《克莱默夫妇》。但一次别离高就高在让保姆一家成为了展现对象，而非单纯的辅助展现主角家庭的对象。仅从此处，就立刻上升了一个层面：暂且不提从微观到宏观上的扩展，光是对道德 宗教 现实生活 这三者的冲突就有了连成面的解释。三个谎言更是对这三者的矛盾有了具象而不突兀说教的论证。 而抛开诸多议论最多的政治隐喻，纳德与保姆一家的争端注定就是不公平的，纳德的道德准则更多来自现世生活，注重的是较为传统家庭责任感以及社会生存方面的守则（这一点跟我们国人很像）。而保姆道德观则全部脱胎于信仰。宗教同世俗力量的争端在现世社会中必然会失败，而法律所树立的准则更倾向参照于既得利益者的权利。一个失衡的对抗之所以能撑起故事的主线，必然有其平衡之处：纳德的软肋是家庭，包括破碎的婚姻，无力的却始终注视自己的老父亲，以及在这其中与自己渐行渐远的女儿。所以最后他选择妥协。而保姆的后盾则是人们始终挂在嘴上的信仰（反复出现的《古兰经》）和藏在心中的善良与怜悯。对抗双方的平衡连同戏剧性也就此构建。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中每一次伴随《古兰经》出现的誓言，都是无可奈何的谎言。费尔巴哈对宗教起源的阐释除去人心理上的依赖感与想象力，最原始的根源便是来自自然，但在反自然进程的社会发展中，适应于社会的法律与道德准则难免与宗教产生冲突。保姆，家教等诸多人对其生存原则的质疑也正是来源于此。 但仅仅是纸面上的剖析不足以抓住一次别离的观众缘源头。其动人点更来自于强烈对抗与冲突下细节上的细腻把握。当看到纳德为取证而解开父亲衣扣却忽然放弃时，原本对纳德很抵触的情绪竟忽然没了延伸下去的动力。没有特写，没有音乐，没有煽情，但相信再粗线条的人也会被这细腻的笔触所打动。而对于几种道德观冲猛烈碰撞下的残骸，导演也没用诸如一些列贫穷破败场景的镜头或是毁灭性的记录今后的生活。相反，用孩子那一个触目惊心的仇视的眼神就已然达到了效果。我看到这一个镜头时，心里咯噔一下。（远比音乐渲染视觉冲击来的更加震撼）————孩子已经不可逆转的提前进入了充满迷惑与质疑的成人世界。 而最后女儿的选择也并非是开放式结局留给观众悬念，因为当一切历历在目时，这样的选择已不再有意义。 看完一次别离之后我第一个想到的竟不是这片子究竟有多么多么好，相反是遗憾大陆近些年为什么拍不出来哪怕是一部同一水准与诚意的电影。要么拍年代戏，要么拍山寨科幻。现代的不是粉丝片就是恶搞喜剧要么就是挂着电影名号的脑残都市劈腿狗血电视剧。这里就不点名了，毕竟人家也工作了，比我写这些累多了。但实在话，今年上院线的除了一部《钢的琴》，只有两种态度：逃避与迎合。逃避社会现实说成避开讨论人民内部矛盾。迎合广电总局的说成适应电影市场规律。 不要动辄就埋怨电影审查，观众与电影人一样膈应广电总局。伊朗的文化审查绝不落后于我们的牛掰程度。但法哈蒂已经交给我们怎么潇洒地趟过这条幽幽小径了。 此外，我真不是老谋子有偏见，也真心支持他去“申奥”。但要金陵真拿着了，就再也不相信奥斯卡了。
- 去年的《纳德和西敏：一次别离》（后文简称：《一次别离》）从柏林电影节夺得金熊奖之后，几乎一路横扫美国各个影评人协会的年度最佳外语片，最终也包揽了金球奖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殊荣。送上一句实至名归有着马后炮的谄媚，对于伊朗这个神秘的国度，《一次别离》里的世界应该最贴近伊朗人民的生活现状。
导演阿斯加•法哈蒂的这部电影对整个伊朗社会进行了一次白描，通过一对夫妻的离婚间接反映了现代与传统、道德与法律、诚实与谎言、婚姻与爱情、父母与子女、移民与留守等众多问题的离别。影片有着伊朗电影一贯的优秀特点，纪录片式的摄影手法，用长镜头和非职业演员的表演最大化的还原生活的真实面貌。
因为森严的宗教信仰，伊朗电影和周边几个国家大相径庭，比如土耳其电影的完全的欧化，俄罗斯电影的通俗和故事性，伊朗电影则受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影响巨大，风格写实，镜头语言朴素，追求纯净的影像风格和简单明快的叙事。电影主题往往是对本土现实、本土文化和本土体验的殷切关怀，导演们的创作灵感讲究来源于个人的生活体验、价值观和世界观，艺术之根植于伊朗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因为伊朗素有“诗人之邦”的称号，诗意也从很多导演的骨子里渗透到作品的每一帧画面里，也成了影迷对伊朗电影印象的一部分。
《一次别离》这样的道德故事有着强烈的伊朗民族特色，只会发生在还有道德和信仰的国家。电影扎根现实，围绕着一起民事诉讼的官司剖析了人性、道德、宗教和社会阶层之间的深刻命题。下面的文章将以电影中几句让人印象深刻的对白浅析一下这部电影。
“我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
电影的开头西敏向法官陈述要带女儿出国的理由时说：“我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法官问：“怎样的环境”？西敏没有回答。
其实伊朗是个很现代化的国家，只是伊斯兰宗教思想和政府对文艺产业的监控很严格，女人虽然都要蒙上那层黑纱，但她们却可以有独立的思想和发声的机会，甚至有让很多男人都会羡慕的工作。但是这一切的前提是在政府的条条框框之下，自由是有的，只是没有绝对的民主和自由，这一点相信中国的影迷很好理解。
“伊朗社会并没有西方化，我认为它只是现代化了，人们在他们自己的文化基础上现代化了，伊朗人民的真实面貌就是这样的，更确切地说是伊朗的中产阶层。这是在西方的影响下出现的。”法哈蒂如是解释。
影片中纳德和西敏一家就是思想西化的中产阶级家庭，妻子想要移民出国，而丈夫拒绝离开的理由是要照顾患上老年痴呆症的父亲。西敏质问纳德，“他还认识你这个儿子吗？”纳德说，“他不必认识我，只要我知道他是我的父亲就可以了。”这个病重的老父亲形象就像一个诗意的隐喻，象征伊朗社会的过去，那些政府的条条框框在一些思想西化的中产阶级眼里已经病入膏肓，他们开始选择逃离。而纳德的思想却和西敏不同，还对自己的国家和老父亲抱有一定的期待，父辈的遗留苦难他们这一代甘愿去背负。
对于“这样的环境”未来会如何就像电影的开放式结局一样，没有答案。如果父亲一辈象征着这个国家的历史，而孩子这一辈就象征这个国家的未来，女儿特梅最后会选择跟母亲一起出国彻底被西化，还是像父亲一样留着自己的国家对未来充满期待？这倒真是个棘手的问题。孩子的未来正如这个国家的明天，究竟该何去何从，需要时间说话。
“在萨珊王朝时期，人们被划分为两个阶层：上层特权阶层和平民百姓。”
电影中外婆和特梅在法庭外复习历史知识时说过，“在萨珊王朝时期，人们分为两个阶层，上层特权阶层和平民百姓”，外婆特意强调了“平民百姓”。在伊朗，社会等级是一直存在的，正如片中的这两个家庭，代表资产阶级的纳德与西敏一家，代表普通百姓的女佣瑞兹一家。在法庭的戏份中，我们明显可以看到有钱人掌握着话语权和法官的好感，法官在发言权上偏袒资产阶级，就连被请去作证的女教师都帮着纳德一家，即使她是在说谎。
电影中讽刺是，越是受过教育的人越容易说谎，反而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社会底层老百姓更加真诚，而法庭显然更相信受过教育的人的素质。道德和法律，诚实与谎言犹如风中飞絮般摇摆，这也是这部事故性影片的重点，究竟是谁在说谎？真相到底是什么？
影片在这方面的剧情编排让人惊艳，一场官司被编剧处理成了犹如推理嫌疑片，扑朔迷离的线索逐渐推进剧情，各执一词的据理力争，简直上演了一场《罗生门》。人性的自私，信仰的挣扎，亲情的博弈，现实的贫苦，无论真相如何，双方都有各自的难处。纳德说自己不能坐牢，因为无法抛下年老的父亲。瑞兹的谎言最初源于对丈夫的恐惧，后来庭外和解的金钱索赔除了正义感使然，现实的贫穷显然也是其中因素。最后剧设聪明的用宗教信仰驱散了谎言，女佣瑞兹道出了事实的真相，而思想西化的纳德家的小女儿特梅年纪轻轻却最后在法官面前说谎为父亲辩护，这也算是教育悲哀。但是平民百姓的善良和诚实却是出于对信仰的恐惧，或者说虔诚。绝对的信仰往往等同于绝对的恐惧，这也是没有接受过教育的结果，辩证起来这本身也是互为矛盾。
“我没有偷钱。”
这场官司的导火线就是纳德怀疑女佣瑞兹偷窃，而偷窃的对于虔诚的伊斯兰教信徒是一种罪名。瑞兹坚决说自己没有偷钱，但纳德抽屉里的零钱确实丢了，钱呢？对于钱的去向一直是个很有争议的地方，但电影中这类叙事的留白显然很有意思，而且拿钱的绝对不是瑞兹！
对于钱的去向大致有两个推测：一种推测认为钱是西敏拿的，最后给了钢琴搬运工；另一种推测认为钱是老年痴呆症的父亲拿的，因为老父亲曾跑到楼下买报纸。
对西敏拿钱说，影片中确实有蛛丝马迹可循，西敏答应给钢琴搬运工加钱之后回到房间，她在拿钱之前至少翻到了第二个抽屉才找一沓零钱，她数钱的时候女儿来到房间门口，她还飞快的瞄了一眼。西敏似乎是做贼心虚，而女儿却变得小心翼翼起来，探头朝房间张望，不敢直视。西敏显然比纳德有钱，她可能只是没有零钱给搬运工，在分居的当口又不好意思向纳德开口借钱，于是她就拿钱了。后来纳德第二次推保姆瑞兹出门的时候，女儿特梅明显有片段的欲言又止。她可能是为了保护母亲，就像她会在法庭为父亲撒谎证明父亲不知道女佣怀孕一样，出于爱。
对老父亲拿钱说，影片中的某些瞬间似乎也可以说得过去。痴呆的老父亲下楼买过报纸，这也直接导致了女佣被汽车撞击并流产。在纳德和女佣争吵的时候，在纳德的一个主观镜头里，我们看到老父亲突然很反常的看着这场争吵，随后他将自己反锁并瘫倒在房间里，自此之后他连之前基本的对话都不能说了。即使之前还能下楼卖报纸的老父亲拿了钱，之后他也彻底开不了口承认自己拿过钱了。
其实钱是谁拿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瑞兹确实没有偷钱，但就是因为这个偷窃的罪名引发了一场官司。法庭上纳德再三强调丢钱的事实，钱也成了事件的因果——因钱而起，以钱消灾。电影探讨的其实不仅仅是不同社会阶级间人们的隔阂和难以交流，在两个家庭内部都有同样难以沟通的矛盾。如果西敏拿了钱，她最终没有说出来，她和纳德之间也存在着沟通问题，两个人离婚问题和伊朗独立女性最看重的尊严；而女佣瑞兹不敢说出流产的真相，可以猜想其丈夫日常的野蛮甚至暴力，这可是同一阶级之间的问题。
对于伊朗电影史的系统研究其实资料并不丰富，网络上随手可以搜索到的结果大都比较雷同，都是关于伊朗电影诞生到1997年之间的资料和各种数据。一些关于讨论伊朗电影的文章，内容也都是大段大段的雷同，比如关于伊朗电影的两次“新浪潮”运动；关于伊朗比较出名的三代导演；关于伊朗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再赘述这些对于很多喜欢伊朗电影的人大有“复制—粘贴”般不思进取的嫌疑。但对于1997年之后的伊朗电影，目前资料是少之又少。
很多人提到伊朗电影都会想到《小鞋子》或者著名伊朗导演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也正是这伊朗电影人在国际电影节上的屡屡获奖让全世界的影迷认识了伊朗电影。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之后，政府高喊“高扬伊斯兰教义，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许多导演被冠以“腐蚀公众”的罪名而被清洗，有的甚至被判刑，它的影响其实也有好的一面。它让革命前那些用裸体、暴力、低级下流、大腕歌星等快餐式粗俗化的作品彻底淘汰了，因此，电影音乐、美丽的外景、精美的化妆、特技镜头及特殊色调和表现手段则受到重视。这些可视为革命后电影技术改善的因素。与此同时，在80年代的电影中宣传道德价值是比较明显的，但在以后的几年这种品位逐渐失去颜色：在80年代初的电影中“内容”高于“形式”，但后来“形式”占了上风。关于它坏的一面更好理解，除了限制了电影人的创作自由之外，政府也彻底掌控了伊朗的电影行业。导致1979年后的伊朗电影主要有三种形式：流行的毫无艺术价值的“垃圾电影”，官方推崇的为宗教及政治服务的宣传片， 国际上受到认可的蕴涵人生哲理的儿童片，这也是伊朗的儿童片国际上比较有名的原因。
1997年之后霍梅尼以后的伊朗领导人不再采取强烈的政治措施来阻挠伊朗电影的发展，特别是1997年穆罕默德•卡拉米当选为伊朗新总统后，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鼓励扶持伊朗电影的发展，重新制定电影工业规则，改进发展电影文化功能，并明确将电影定义为伊朗的娱乐产业等。但严厉的电影审查制度依旧让伊朗电影人不敢越雷池一步，就像去年柏林电影上不能出任评委的伊朗导演贾法•帕纳西。你可以试想一下，如今的伊朗电影里夫妻离婚还是敏感话题，不得不让人怀疑这是一种文化的后退。
尽管像有马基德•马基迪的《小鞋子》在全世界享有赞誉，用一种极简主义的叙事风格，靠孩子天真的童年打动全世界，但温情感人的背后，贫穷暴露了这片土地上的事实。也有贾法尔•帕纳西这种敢于说真话，屡屡打破伊朗题材禁忌的电影人，靠阿巴斯式的《白气球》（1995年），儿童电影《谁能带我回家》（1997年），表现女性生活困境的《生命的圆圈》（2000年）享誉世界。他们也是伊朗第二代导演的代表，不同于第一代阿巴斯和默森•马克马巴夫等老牌导演的极端生活化和高度个人化，第二代电影人作品的故事性和娱乐片式的剪辑方式更容易被普通影迷接受，不至于昏昏欲睡。对伊朗的第三代电影人，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背马鞍的男孩》《黑板》的女导演萨米拉•马克马哈夫，她是穆森•马克马哈夫的女儿，也是伊朗比较杰出的女性导演之一。她的几部作品大都也继承了父亲的特点，干净， 令人感动，并且更有力量，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获得了成功。
《一次别离》的导演阿斯哈•法哈蒂出生于1972年，作为伊朗的第三代电影人，1986年便参加了伊斯法罕青年电影协会，开始用8毫米和16毫米胶片拍摄短片，后取得伊朗塔比阿特莫达勒斯大学和德黑兰大学戏剧艺术和舞台指导专业的双学士。无论是从现实隐喻还是诗意哲思，从剧情编排还是镜头语言，从传统的美学观念还是作者化的个人见解，《一次别离》都非常完美。
严格的电检制度对伊朗电影的题材限制影响很大，但很多导演却反对夸大（甚至否认）电影检查制度对他们的影响，但这一制度最明显的对于题材的限制却是众所周知的。在这方面，中国的电影人应该也深有体会，尽管中国导演要相对来说幸福的多。但在思想西化的伊朗电影人眼里，最致命的还有伊朗的伊斯兰教信仰，甚至会在《被投石处死的索拉雅•M》《荣誉谋杀》（Land Gold Women）等电影里被彻底妖魔化，成了伊朗电影印象的另一个极端。其实荣誉谋杀这项罪名不单单只发生在伊朗，土耳其、约旦、意大利，甚至旧社会的中国也有类似的洗门风之类谋杀行为，只是伊斯兰教教条森严的伊朗被电影极端的一再放大过罢了。
有阳光就会有背光的一面，这很正常，但真相往往就在极端和普遍的拼凑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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