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于《看电影》2019年3月刊
前言:60年代,除却战后的贫困、阶级的对立,还有西方文化的涌入对韩国传统礼教的冲击,就像漫上海岸的潮水,将尖锐的石子磨成细沙,不知不觉间改变了韩国人的观念。而申相玉,是将这份改变表现的最细腻的电影导演,他不选取最激烈的冲突,而是关注于人情感的细微波动。
1961年,申相玉拍摄了[房客与妈妈],电影从小女孩玉姬的视角出发,见证了暂居她家的房客与妈妈之间暧昧的爱情。玉姬与她的妈妈、奶奶和女佣住在一起,而家中这三位女性都是寡妇,因此邻里管她们叫“寡妇家”。俗话说“寡妇门前是非多”,在传统礼教高压下的女性免不了邻里的指指点点。
房客的出现打破了家中无男丁的这一局面。玉姬妈妈的哥哥登门拜访,带来她先夫的旧友,说要暂时住在这里。第一次见面介绍时,玉姬妈妈就转头跑回了内屋。虽然居住在同一屋檐下,然而房客与妈妈却几乎不见面、不讲话。在这样界限分明的情况下,玉姬在房客与妈妈之间做了传声筒。比如妈妈,房客和玉姬在一条路上走着,妈妈会在房客身后很远的地方,而玉姬则会在他们二人之间跑来跑去来传话。礼教思想深入人心,明明转过身就能看见彼此的脸的距离,却不能直接对话。我们看来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对他们来说却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传统的伦理道德并不只是他人的目光,还有内心的牢笼。在西方思潮涌入韩国的过程中,很多人选择摆脱传统礼教的压迫。影片中还有与妈妈境况相似的女性,她们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家中的女佣与她一样都是寡妇,然而却和鸡蛋小贩自由恋爱,甚至结婚。女佣是下等人,而妈妈是一位高贵的女性。在这里,阶级可以作为借口,下等人低贱,因此做出什么举动都不为过,而一位上等女性做出稍显逾越礼数的事情便是家门的耻辱。
妈妈偶然遇到了她的朋友,和她也是同一阶级的出身。她们之间还有一个共同点,即这位朋友也是一位寡妇。可她的作风和妈妈大不相同,她漂亮大方,剪了短发,烫了卷,穿着新式的连衣裙。相比于女主人公的含蓄内敛,这位朋友俨然已经成为了新时代的人。她开心地说着自己将要再婚,对方是一位鳏夫。并问玉姬妈妈和房客有没有恋爱,女主人公极力否认,朋友说,这已经是个可以再婚的时代了。玉姬妈妈对于这样的劝告却只是选择沉默。甚至她的哥哥也建议她再嫁,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而玉姬妈妈对于眼前的幸福却选择退却,最终告别了房客先生。新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可就当身边的人全部支持玉姬妈妈再嫁,她也不敢跨出自己心中道德的门槛,和房客先生始终保持着距离。
申相玉导演在这部电影中表现了房客与妈妈之间这种无法拉近的距离。影片中房客曾经与玉姬在山坡上画画,玉姬看到山坡下妈妈撑着伞走过,大声呼唤“妈妈”,妈妈抬头看向他们,随即匆匆走过。房客默默无言,只是目送着她离开。在影片的最后一幕,房客要乘火车离开。妈妈牵着玉姬的手站在山顶,小女孩向山坡下挥手,大喊“叔叔”,而妈妈只是默默望着火车开走。山顶与山下,相见却不言语,这就是房客与妈妈之间永远的距离。这样前后照应的拍摄更加深化了房客与妈妈之间从始至终无法拉近的距离。
战后,由农耕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西方思潮融入韩国,冲击了旧的道德文化,带来了新鲜的自由思想。影片中人物的穿着的传统韩服和西式服装同样凸显了这样的冲突。盖到脚踝的韩服裙摆像紧箍咒一样束缚住了女人的身体与心灵。这一点在同时代的其他影片中也有表现,比如[下女]。不论道德观念多么坚固,在自由思想的冲击下,它略有动摇。有一幕女主人公进入客房收衣服,看到男主的黑色礼帽,戴在头上。镜子中的她身着传统韩服,头戴礼帽,看着自己的样子,笑了起来。这个时刻是女主人公迈向自由思想的一刻,也是女主人公全片中笑得最为开心的一刻。韩服与西帽,这样新旧交织的混搭风格,正是韩国社会的现状。
申相玉最出众的一点是,他将自由思想与保守思想,现代价值观与传统价值观之间的对立用一种非常温和的方式表现出来。金绮泳的[下女]让人恐惧,俞贤穆的[误发弹]让人绝望,而申相玉的电影只是让人感到一丝惆怅。
在配乐方面,申相玉也完全运用了好莱坞的配乐方式。整部电影弥漫着肖邦的钢琴曲,而他使用的其他音乐也与30年代好莱坞电影音乐如出一辙。对好莱坞配乐的效仿在他的另一部作品[浪漫爸爸]中应用得更为明显,电影中二儿子想要爸爸给他买新鞋,装作小心翼翼地样子走进屋子,提琴和号的声音搭配上他行走的步伐,和[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里白雪公主初进小矮人的家,小矮人怀疑是坏人来了,小心翼翼走进房间时的配乐如出一辙。可以说是申相玉是第一个在电影中大量使用西方古典音乐和好莱坞配乐结构的导演。这无疑在韩国电影现代化的路上开了一个好头,毕竟现代电影几乎全部继承了好莱坞的配乐模式。
60年代是韩国文艺电影产量和质量都非常高的时期,以金绮泳、俞贤穆、申相玉为首,这个时期的诞生的电影大师展现了多样的艺术表现手法,反映了韩国的社会现实,为韩国电影奠定了坚实基础和发展方向,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电影导演,朴赞郁在他的“复仇三部曲”中展现了让人印象深刻的画面,李长镐、裴昶浩制作出了[有风的好日子]、[傻瓜宣言]等反映出社会底层年轻人生活的电影作品,林权泽则在[上升]、[阿达达]等作品中继续探讨了封建礼教对女性的压迫……. 这些风格各异的电影作品共同构成了韩国繁荣的电影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