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的国度 かぞくのくに(2012)
简介：
- 二次大战结束后，一个民族截然分成两个不同体制的国家，也让漂泊在异国他乡的族人望穿秋水，不知何处是故乡。20世纪70年代，从小出生在日本的朝鲜人松浩（井浦新 饰）按照父亲的命令回到从未踏足的故乡朝鲜，以支持共产主义事业的建设。谁曾想这一分别便是1/4个世纪，松浩在故乡组建家庭，曾经他疼爱的小妹理绘（安藤樱 饰）也长大成人。这一日，喜悦和忧伤的信息同时传来，松浩因患病而得到政府特批，得以赴日接受为期三个月的治疗。久别重逢的一家人以及曾经的故友亲朋，复杂的情绪在彼此心间漫延……
演员：
影评：
- How would you describe yourself as a film-maker?
I’ve never imagined I’d be a film-maker, but after I made a documentary, people started to call me a director and I was like, OK. I was born and raised in Japan, second generation Korean; both my parents came from Jeju Island in South Korea. Even though my parents were born in South Korea, they chose North Korea as their Fatherland due to their ideology and hard experience.
After Korea became independent, they were living in Japan because during the war, they moved to Japan from South Korea. In Japan, the status for Korean people was really worse than trash: no human rights, strong discrimination. My father decided to become a human-right activist. At the time, South Korea was very politically insecure: the military government. Also, there was a severe massacre happened in Jeju Island, South Korea in 1948, and my parents lost a lot of friends and relatives: they were killed. Then my parents were like, no more South Korean government. They totally stopped believing the South and they chose the North. Though they really knew nothing about North Korea, they had great expectations.
At the time, socialism was kind of a hope for many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maybe. Also, Kim Il-sung made a beautiful speech for Koreans in Japan. For Koreans, the South Korean government totally ignored them while North Korea kind of, played a beautiful role (as shown in Kim Il-sung's speech): if you choose North Korea as your Fatherland, we are going to give you houses, medical care, education and jobs. So why don't you come to North Korea? It's your Fatherland. And then my father totally fell in love with his speech. My father's ideology was not logical, very emotional, like mafia, Yakuza people, you know, the feelings, that he couldn't betray oyabun, the boss. But by and by, they came to know the reality of North Korea but they just couldn't deny everything in their lives and that's why they still try to believe in that country and they need to pretend to believe in the country because they have hostages: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now.
But during the 60s, my father was a real activist working in a North Korean Association in Japan and he sent his sons, that is, my brothers, to North Korea, what I would say, a big mistake but at that time, more than 90, 000 Koreans living in Japan moved to NK, with big hope and dreams. It was a very political co-project by North Korea, the Jpanese Red Cross and both governments. North Korea really wanted not only people, but also money and connections; Japan wanted to kick out Korean people, for any reasons, as much as they could.
You mentioned you spent six month preparing and finished shooting the film within only two weeks. That's amazing.
Yeah (laugh). I don't know how we did it in two weeks but it was really a nightmare. Too hot, in Tokyo. And also, we really had no time. So there were moments that I really wanted to take one more, and I really had to give up so many things. The monitor was this kind of small monitor (handsign: no big than an average adult's palm) and I really couldn't see (clearly). I hope I could have a better budget, and some more time. But when I was much younger than now, at my twenties and early thirties, I was either a poor theatre play company member, or poor video journalist or something and then I became a documentary film-maker.
(But you made for New School, in New York!) Yeah, yeah, yeah, I was a bartender. I worked as a bartender, and also I had many many part-time jobs. When I was in Japan, it was a hard time even to get a job as a waitress with my identity or with my Korean name especially. But now I became Japanese representative for Oscar, my mom is so happy! It is really a miracle. My friends are happy with that, too. It's interesting. When my brothers were in Japan, it was really the worst time for Korean people living in Japan but now many things have changed.
Also during the film-making, maybe you and your father reconciled with each other?
Yeah. During the documentary making, I think, without a video camera, I couldn't rebuil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y father and I. When he passed away three years ago, he was really happy to hear that my documentaries started to go to many film festivals. With documentaries , too, I went to many film festivals. He really wanted me to have South Korean passport. He said that in the documentary and that's why the association didn't like it. (Laugh) He was really honest, more mentally honest in my documentary and that was thankful. My mom said being honest was his last gift for me, for my film-making. - “为何会做出这么没有道理的决定？”
“在那里从来都是这样，我们已经习惯了。”
“这一点道理也没有啊。”
“这是命令，命令就是法律，不要去问理由，你执行就是了。”
这是《家族的国度》里，松浩与妹妹理绘的对话。这是在松浩父母在日本家里的对话，“我们那里”指的是松浩所来的地方，那里就是朝鲜。
旅日朝鲜导演梁英姬继《亲爱的平壤》之后，又拍摄了这部故事片《家族的国度》。同样是以她家庭的遭遇作为故事背景，前者是以纪录片的形式，真实地记录了父母将自己三个哥哥送回到朝鲜的经历，影片中主要讲述了他们一家人前往平壤看望亲人的经历。而后者则是故事片，情节亦应来自于她的家庭，也许还有其他类似家庭的故事，讲述了离别了二十五年的哥哥，回到日本看病的经历。两部影片一起看，也许更能理解剧中人物的心境。（可参见我所写的《亲爱的平壤》影评：余皆身外事，唯亲情难舍）
影片拍得相当内敛，演员的表演也很克制，对话也相当少，然而那种静默之中的悲情，却与《亲爱的平壤》一样的感人。从影片一开始，就让观众进入一种欲哭无泪的悲恸中。25年未见的亲人见面之时，没有常见的那种让人激动的场面，而是面对着金氏父子的画像，在朝鲜派来的官员监督之下，面无表情地说着朝鲜的官式套语，只有妹妹理绘露出激动的表情。不过，即使就在这样的场景之中，观众仍可感觉到压抑着的情感，在随时等待着喷发。
当车快到家时，松浩面对熟悉的街道，下了车来，默默地走着，仍旧是面无表情。毕竟已是25年未见的家园，这里也留下了少年的记忆。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也不知道他的心绪如何？只有妈妈的出现，让他微微动了一下感情。在朝鲜生活了如此长的时间，他似乎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感情。在那样的社会里，就如前面所说，无需追问理由，感情更是多余的事，你要想生存下来，只要将命令当成法律，执行就是了。所以，本来有三个月的看病假期，但上面一个电话，无来由地要求他们立即返回朝鲜时，虽有不满，但绝不抗争，只是默默地接受这个现实。
电影中的人物，只有两人来自于朝鲜，一是松浩，一是前来监督他们的梁同志。两人话都不多，也许是出于纪律，出国在外，任何一句话都可能导致灾祸；也许是在朝鲜多年养成的习惯，你的一切言行皆有人记录汇报，并引来杀机。因此克制自己的感情，毫无怨言地执行命令，才有生存的机会。在电影中，他们大多数时候只是靠着沉默的表情来表演，不过在沉默映衬下的片言只语，反而显得更加有力。松浩只有在与妹妹一起时，才有所放松，他的大多数话语，亦是对妹妹而说。
松浩欲言又止地向着妹妹私下提出要求，让理绘大为吃惊，并愤怒地予以拒绝。因为同来监督他的梁同志要求他，发展他的妹妹向朝鲜打小报告，汇报身边人的一言一行。因为理绘生活在旅日朝鲜人社区，而本人又在学校里教韩国人日语，这是朝鲜这种极权国家最为看重的资源。在松浩与梁同志看来，这只是普通的一桩小事，因为在这样的制度下几乎人人如此，这是生活下去的必要代价。而对于从小在日本自由社会长大的理绘来说，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这触犯了现代社会人们至为珍惜的两种权利：个人的隐私与自由。而在朝鲜这样的社会里，只有领袖及国家高于一切。
松浩虽然出生日本并在此长大，但他人生中最为重要的25年却是在朝鲜度过的。那是一个封闭而强调纪律与服从的社会。当他重新回到他所熟悉的日本，面对着自己久未见面的亲人，面对一个已经快速变化的国家之时，他的心里在想着什么，对于父母将他与弟弟送到朝鲜，让他现在与他们在很多方面已经陌如路人的状况，他心里到底是怨恨还是任命接受？我们从电影中无从得知，他总是谨言慎行喜怒不形于外。毕竟还有同行的梁同志随时在张大着耳朵，监督着自己与家人。
但从他与仍在担任朝鲜总联副干事长的父亲的冷淡关系中，从他在与以前同学的聚会的沉默中，从他与妹妹时不时的对话中，从他与曾经心仪的女同学的交往中，我们可以猜出一二。毕竟什么样的生活是正常而美好的生活，他会从比较中有着基本的判断的。他无法流露出自己的感情，他不想伤害自己伤害家人。当梁同志传达上面指示，要他中断治疗立即回国时，他没有任何反抗就接受了，他知道反抗的结果，他毕竟还有妻子儿子还留在平壤。那就是人质，在这种极权国家里，亲人往往都是控制住人的最好工具。两边都是亲人，他都无法割舍。在其他地方也许这不是一个问题，但面对一个无情的国家坚硬的制度，这就成为两难的选择。毕竟，如回国父母还有机会见到，但如选择不回国，那他与妻儿就成永诀了。
剧中的梁同志虽然出镜的机会并不多，但亦让人印象深刻，这是一个我们熟悉的那种类型的人，在我们的身边也不少。他最初的出场就让人憎恨，他总是板着个脸，像个机器一样执行上面的命令，总是在不适合的时候打断着亲人间的情感交流，总是悄悄地站在一旁窥视并记录着你的言行，并不时地警告当事人。理绘非常生气地质问正在监督着他们的梁同志，怎么会有这样没有人性的国家，他回答：你所骂的国家，就是我与你哥哥生活的地方，我们还要在那里生活到死。此时，我们才会同情这个机器般的人，才会觉得在机器的外表下，其实他们也有着自己的想法。是啊，他们所生活的国家并非如日本一样，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与情感，在那里，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不管爱它也好恨它也好，他们必须接受现实，一直要在那里活到死。其实，这才是人生最大的悲哀。
总是穿着一身皱皱巴巴衣服的梁同志，也让人们顿觉他的可怜来。能够来到日本开开眼界，这在朝鲜这样的国家是个多么难得的机会啊。虽然得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监视的对象，也得承担很大的责任，但毕竟是个不错的差使，有出差费可挣，还能给在朝鲜的家人带点稀奇的礼品。他除了忠实自己的职责，也别无所想。但他目睹的一切，也不可能对他没有任何触动。当上级来电话要求他们立即回国时，他还是努力做出解释，希望上级能够批准松浩他们能够完成治疗。我们从这里看到了他的人性，上级的强硬态度则又让他变回了机器。松浩的父亲得知儿子得马上回国时，也很激动。梁同志告诉他，他很理解，因为他也是孩子的父亲。当松浩的妈妈给他和松浩一样做了一套西装后，他依然是面无表情，但我们可以看出，他似乎是被感动了。不过，他依然监督着松浩回国，对松浩的妈妈连个谢谢也没有。像梁同志这样的人，除了执行任务，他又能怎样呢？其实，松浩也是如此。
在坚硬而残忍的恶制度面前，一切亲情一切人性都显得是那么的脆弱。 - 历史的演进总会造就很多无奈的夹缝，有些人一辈子乃至几代人都深陷其中无能为力。日本战败后，在日朝鲜人既不属于战胜国也不属于战败国，他们被称作“第三国人”，遭到了后来受批判的“弃民政策”待遇。当社会主义的大旗在北朝鲜的领土上徐徐升起，伟大的金日成领袖拿着某国的钱转而捐赠给他们养家糊口建设学校时，他们又仿佛看到了“人间天堂”，纷纷告别亲友，离开恋人，带着共产主义的信念归国参与热火朝天的建设，不想却落入了一张高压政治的网·，再也难以脱身，从此骨肉分离，手足相隔。
崔洋一在《血与骨》里把他作为一个在日朝鲜人的情绪抽象地发泄在一种极具魄力的凶暴上，梁英姬则用《家族的国度》克制地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16岁时随着归国大潮离开父母和妹妹只身回到朝鲜的松昊因为要治疗脑瘤终于申请到3个月的暂留时间，在25年后回到日本与家人团聚，他帮母亲搭理咖啡店，与妹妹逛街，参加同学聚会，还见到了昔日的恋人，唱起了古老的日本民谣，但是当病情被诊断出来，一家人正在发愁如何延长他的滞留期时，他却被临时召回朝鲜，这一去将是永别。
这个故事发生在梁英姬自己身上，片中的妹妹理绘就是她自己的投影。不过这可能算不上一个故事，它只是故事的冰山一角，但冰山一角是叙事的一种艺术。梁英姬断然砍去枝节，只保留了有限的几个主空间：家、医院、同学的酒吧、在日朝鲜人协会。基本是一个简单的故地重返的空间设置。在这个设置里，内与外，看与被看被分得很清楚。梁英姬意图营造一种被禁闭的自由感，再加上无时无刻不在晃动的镜头，每个人内心那种被压抑的短暂平衡感触手可及，让人感到他们内心都立着一个随时会翻倒的瓶子，瓶子里装着念想与愧疚，以及无奈的政治敏感。所谓家族的国度并非单指故土，而是能够让一家人团聚在一起生活的地方，但这个地方并不存在于电影中局促的空间里，对松昊和理绘一家而言，似乎也不存在于这个星球之上。物理上的空间对应着内心世界，影片开头松昊坐在叔叔的车里，他透过车窗看到了一个女人在河流里练习皮划艇，而影片结尾在去机场的路上，他打开车窗的一条缝，窗外微风吹拂发梢，他轻轻哼唱一句《白色秋千》（亲爱的还记得吗，那白色的秋千），接着车窗被关，歌声停止，微风停止，窗外的空间不再拥有，他要再次远离。导演用这样的对应方式去关闭那扇无形的而大家都心知肚明的门，门里面是她个人和整个家族的辛酸。
纪录片的拍摄经验给了梁英姬丰富的细节拾掇能力，母亲记着儿子喜欢吃的每一样食物，还为孙子准备了好几个“金库”（存钱罐），每看一次照片便往里放硬币，父亲会呆坐在楼梯一直等到兄妹两人深夜参加同学聚会回来，他用沉默去回应别人的质问和自己内心的忏悔，而得知松昊必须提前回国后，母亲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赶紧砸掉“金库”去银行换纸币，最后那封写给松昊监管人尹同志的信里，则用寥寥几语写满了一个母亲质朴的爱。当然，尹同志把咖啡喝成糖奶混合物，还有他在旅馆看色情片的那几个细节不管真假与否，放在此处难免有几分对社会主义生活的意淫意味，但也提供了仅有的几个轻松一笑的片刻。
影片并没有把两个社会做单纯的二元分割，当理绘受到哥哥试探性的间谍任务邀请后，她冲出家门把监视松昊的尹同志拉出车门质问他要策反的话就自己来策反，理绘愤怒地说了一句话：我讨厌你！也讨厌那个国家！尹同志却说：你讨厌的那个国家，正是我和你哥哥生活的地方，直到死去。
没有人可以辩驳这句话。
梁英姬坦言她有时候会去想如果，如果当年父亲没有把她的哥哥送回朝鲜······
但是政治没有如果，人生也没有如果，只有选择活下去。
原载《电影世界》 这部十年前的电影，在再上映第一天就看了它真是太好了，梁英姬导演在映后讲了她拍这部电影的事情，很有意思。
她说这部电影在炎热的七月只用了两个星期就拍完了，因为预算有限。一开始制片人让她拍电影，她完全没有自信，后来去纽约读了六年电影，终于有信心了，说“让我拍电影吧！”
她的首部电影是纪录片《亲爱的平壤》，《家族的国度》这部电影本来也是打算拍成纪录片的，但是她哥哥从朝鲜回来，一直被监视，面对镜头，想说的话也不敢说了，于是她决定放下摄影机，以自己的眼睛为摄影机，记录下哥哥的事情，所以电影里的那些桥段都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当时决定拍这个电影时，出去拉赞助，所有的投资者都说，这样的电影拍了有谁会看？纷纷拒绝了她。制片人说那我们自己拍吧！原本就有限的预算于是就更低了。
然后就开始试镜演员，本来也以为这样的电影没有演员会愿意来演，但是井浦新、安藤樱他们纷纷主动要求出演，还给导演写了手写信表达诚意，希望导演联系他们的事务所。
导演是一个很健谈也很有意思的人，中途工作人员伸出一个巴掌提醒她还有五分钟时，她没看见，过了一会又伸出三根手指在台下晃，她看到后说，啊，还有三分钟啊？如果没有时间限制的话我能聊三小时。
最后她谈到了电影的最后一幕，妹妹不舍得哥哥离开，抓住哥哥的手迟迟不肯松开。她说一开始拍的一个版本是哥哥的车开走了，妹妹在后面追，还喊着“欧巴！”（她自己吐槽“跟韩剧似的”）然而那个韩国演员（？）建议说拍一个不说话的版本，于是就有了电影里实际出现的版本，哥哥的车开走了，妹妹站在原地一个人默默哭泣，镜头转过来以后，满脸都是泪。安藤樱真的是好擅长演这种默默流泪的戏啊！
舞挨结束后，导演说有《家族的国度》小说文库本可以买，还可以签名。不过我看了一下书不多，果然等我排到的时候书已经没了，最后一个人热心人贡献了一张纸，导演给我签纸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