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柱 동주(2016)
简介：
- 影片讲述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时期，姓名、母语、梦想统统不被允许的黑暗年代，朝鲜爱国诗人尹东柱(姜河那饰)在同为独立运动家的好友宋梦奎(朴正民饰)的影响下，通过诗歌鼓舞青年一代的故事。
演员：
影评：
- 因为排片少时间晚，为了不影响隔天上班，拖到周五晚上才终于看了《东柱》。
其实这是一部让人不敢，或者说没有资格随随便便评价好坏的电影。内容的意义远远大于形式，而形式也似乎无可挑剔。
和《思悼》一样，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故事，没有让人意外的那些悬疑和反转。也没有什么商业上的趣味性，没有太多吸引眼球的劲爆点，从头到尾的黑白画面，不刻意煽情的叙事，就像一首明明克制隐忍却让人感到蚀骨伤悲的诗。在这个充斥着爆米花娱乐大片的浮躁时代，是太难能可贵的作品。
很喜欢影片的剪辑，或许有些人会觉得混乱。还是像《思悼》一样，导演编剧预设观众知道他们的故事，所以没有从头到尾一一说明，而是用监狱中最后的审问串联起过去人生的片段，每一段经历伴随着从心底涌向笔尖的诗句，坚定而温柔。
东柱的彷徨反衬着梦奎的执念，东柱的愧疚交叠着梦奎的懊悔。即使是从小一起长大彼此深爱的兄弟，但一个内向到消极，一个热血到激进。他们注定走上不同的路，却一样要在时代的洪流中挣扎喘息，迎来相似的悲剧结局。就像片中两人对于文学价值和暴力革命道路的争论，在那样的时代悲剧面前，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就像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每个人的人生一样，对看不见的未来也都是没有答案的。他想出版的诗集，他想看到的独立，奈何都在身死以后，多么遗憾多么伤感。看着他们人生浮沉飘荡到最后，似乎才能隐约明白，为什么东柱会说——“都说人生不易，但能如此一挥而就地写一首诗篇，是多么让人羞愧的事。”
没有人能清楚究竟反映了多少历史和人物的真实，没有人能猜到那些想象的画面与曾经有多少相似或不同，即使主创们也一样。但可以看得出李浚益导演在每个细节上的小心翼翼。一直觉得他是个神奇的导演，拍过那么多不同风格的电影，光看最出名的这几部《黄山伐》《王的人生》《郎在远方》《素媛》《思悼》再到《东柱》，都不太像是同一个人拍的。申渊植导演这次执笔剧本和监制，明显也对影片的风格有很大影响，对人性深处不可言说部分的把握，透彻到残酷。没有一味把人物塑造成高大全，而是也会嫉妒也会胆怯也会退缩也会懊悔。姜河那和朴政珉的演技也让这个没有悬念的故事变得那么有张力。只是，如果对两位演员不熟悉的话，一定能更入戏。我却总是会不由自主地在心里暗自比较着其他影片中他们的形象和表演…毫无疑问，他们这次奉献的表演足以让该片成为其履历表上的代表作。
当最后片尾滚动起尹东柱宋梦奎的真实生平，响起姜河那唱的那首歌时，压抑了两个小时的情绪才终于有了一瞬间的释放。但总隐隐觉得似乎掉眼泪都是对故人的不够尊重。对于生活在如今这样相对太平太多的国家和时代，可以选择做自己想做的事的我们来说，对那时的他们，又何谈“理解”与“同情”？
低预算，黑白片，不华丽，不商业，或许因此不能吸引太多人的眼光，那有如何？能够打动人心的力量就在那里，视而不见的人是自己的损失。真的并非想用道德绑架评价，只是这样的电影会让人思考和反省，它的价值并非可以用商业包装和票房数字衡量…
走出影厅的时候，听到旁边姑娘用淡淡的语气对同伴说，下映之前一定要再看一遍，感觉看十遍也不会腻。
其实我也是这样想的。
文/暖晴
禁转，谢谢。?
p.s,多说一句正文没地儿插的话，饰演日本刑警审讯官的金仁佑依旧飚着日语很抢戏，总让我想起他在《暗杀》里演的那个帮金海淑开店帮全智贤炸车的日本大叔…于是又不小心跳戏…只能怪我《暗杀》看了太多遍…尹东柱诗人
“井里有明月流云，悠远无边的天空，荡漾着蓝色的风和秋天，还有一个男人，就如我的追忆在那里徘徊。”——《自画像》
“揿亮灯火驱除一些黑暗，最后的我像期待时代那样等待早晨。”——《一挥而就的诗》
“仰望天空，至死无一丝羞愧。为此，在轻抚树叶的微风中，我感到心痛伤悲。”——《序诗》
——摘自尹东柱诗集 韩国电影《东柱》是根据韩国作者李正明的历史悬疑小说《编号645》改编的，但是对比了小说和电影之后我发现，这个改编明显是大了很多：原著小说从福冈监狱中的谋杀案开始写，一位诗人囚犯与监狱看守的死，充满了悬疑色彩。然而在电影中，狱中凶案这些悬疑噱头完全被去掉了，而只剩下了真实的历史——诗人尹东柱和表兄宋梦奎，两个被日本警察杀害的朝鲜志士的短暂人生，尹东柱死时年仅27岁。
或许正是为了赞许这个“去悬疑化、归于历史“的改编，《东柱》获得了2016年韩国电影青龙奖最佳剧本奖。
《东柱》的节奏和情感非常之克制，像这位导演的另一部片《思悼》一样，然而我想写的，却是本片背后的历史观叙述。
1、用电影重建满洲移民历史叙述
最令人尴尬的，就是诗人尹东柱的归属问题了。他1917年出生于今天的中国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龙井市东明村，1932年入龙井恩真中学，1935年入平壤崇实中学，1938年进入汉城延禧专门学校（今天韩国延世大学的前身），1942年进入日本东京立教大学，1943年因参加朝鲜独立运动被捕，1945年遇害，父亲将其尸骨带回龙井安葬。电影当中，也就是按照这一人生脉络来讲述他27年的短暂一生的。
诗人尹东柱，后排右一用韩国驻华大使馆博客上的描述文字来说，“尹东柱是韩国代表性的民族诗人，通过诗中那整洁的诗语，可以切身感受到作者对民族的爱与对祖国独立的渴望”。
然而，2013年媒体曾经报道过一桩公案，就是尹东柱的一个堂弟，后来成了韩国的著名歌星，他回到尹东柱的出生地龙井，赫然发现，重建后的尹东柱故居旁的石碑上写着”中国朝鲜族著名诗人尹东柱故居“，韩国媒体愕然，这位用朝鲜语写诗的韩国民族诗人，为何会成为中国诗人？从而引发了媒体标题为“中韩两国抢诗人”的新闻。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让人头疼的问题，1917年，尹东柱出生时，无论是龙井，还是延边，还是吉林，还是东北，都属于中国，准确地说，属于当时的中华民国北洋政府版图内，而当时的朝鲜半岛，已经是日占了。尹东柱是出生在中国的第二代朝鲜移民，家庭信仰基督教。从清末到民国，由于日本占领朝鲜，为了躲避日本统治，也为了寻求更多生存空间，有大量的朝鲜人举家从朝鲜半岛跨过鸭绿江、图们江（朝鲜语称之为豆满江），移民到东北即满洲境内，尹东柱就是这些移民的后代。
而1935年尹东柱离开龙井前往平壤读书时，满洲已被日占，伪满洲国成立，那时的他，实质上是伪满洲国间岛省人，前往日治朝鲜读书，当然在当时，这种在日本和日占的满洲、朝鲜之间的人口流动很常见，后来做了韩国总统的朴正熙也是离开了庆尚北道的家，去伪满洲国首都长春读了军校。
所以，维基百科上写尹东柱的国籍是日本，韩国认为他是韩国诗人（尽管当时韩国仅有流亡中国的临时政府），中国地方旅游攻略和故居上着写他是中国朝鲜族诗人，还有地方写他是中华民国朝鲜族诗人，确实有点乱。
毕竟，由于历史与战争的纷乱，导致曾经一国而居的朝鲜民族，在历史上分别成为日据朝鲜人、归化清朝朝鲜人、中华民国东北朝鲜人、伪满洲国朝鲜人、北朝鲜人、韩国人，中国朝鲜族等多个历史主体下的族群，从而身份复杂难以界定。
中国朝鲜族诗人、韩国民族诗人，还是伪满洲国朝鲜诗人，不只是当代人困惑和争论，尹东柱自己也用诗表达过民族身份认同：
《故居——在满洲(中国东北）》(1936):
穿一双破草鞋
为何偏偏来到这里
当年渡过图们江
跨上了这片凄清的大地
在那江南天下
有我温暖的故乡
他清楚地知道“温暖的故乡”在图们江以南的朝鲜半岛，但却困惑于为何偏偏来到这里——在满洲，这片凄清的大地。
今年2017年，是尹东柱诞辰100周年，或许是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中国延边大学和韩国延世大学两国学者共同参加的纪念尹东柱学术会议上，改了说法，说尹东柱是“朝鲜民族”诗人，这一下就放弃了国籍之争，无论是中国朝鲜族，还是韩国人，还是北朝鲜人，都算朝鲜民族，从族群的共同角度看待，变得统一了。
然而电影《东柱》，实际上是通过电影语言，对这段满洲移民历史进行重新叙述。韩国最知名导演改编自韩国知名作家的小说，讲述韩国民族诗人尹东柱的故事，看完电影之后，每个人都会毫无争议地认为，尹东柱就是韩国民族诗人，甚至会觉得，当时满洲的朝鲜人，都是韩国历史的一部分。而这恰恰是多年以来朝韩两国历史学界努力的某个方向，就是通过把满洲历史叙述纳入朝韩历史叙述，从而把满洲历史，纳入朝韩历史的一部分。
历史上，满洲确实与朝鲜半岛联系紧密，第一本朝鲜文圣经就是在奉天翻译完成并传入朝鲜的，从而开启了朝鲜半岛的传播之路，无论是片中的尹东柱，刺杀伊藤博文的安重根，还是韩国国父金九，才会诞生如此之多的基督教背景的韩国独立运动引路者。
而尹东柱27年的人生中，有18年是生长在满洲的，并且在多地求学途中多次往返满洲与朝鲜、日本，而《东柱》中完全淡化了满洲，而是以尹东柱龙井家中典型的朝鲜民居场景，来代替满洲，这个尹东柱生长18年的空间，甚至没有出现中国人（但实际上他读的就是汉族小学），去满洲化，是《东柱》背后隐晦表达的韩国历史观，也是将满洲朝鲜移民“韩国化”的叙述方式。
这其中反映出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反映中国朝鲜族历史与现实的电影、好电影的缺位，导致我记忆当中，反映中国朝鲜族历史与现实的电影全部是韩国的《黄海》、《北逃》这些，仅有一个中国电影是郝蕾演的女主是开篇生活在延边的，可这个电影还成了敏感词无法打出来。
所以，由于韩国电影强大的传播力，对这个群体的历史叙述，就只能拱手让给韩国电影，最终，至少在意识形态层面上，成为韩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你不用自己的视角去更好地讲述它，它就会成为别人口中，他们的一部分。
2、对仁人志士的历史叙述
从中国人的观念看，尹东柱和宋梦奎，是抗日被害的志士，甚至烈士。
然而，在《东柱》中，我们看到了两个非常不一样的志士，甚至烈士。宋梦奎到处搞事情，可却没什么进展，连张传单都没发出去就被抓了，窝囊得很；尹东柱，诗人，软弱、逃避、动摇到了无以复加，简直是丢尽了志士的脸，看完感觉一点都不伟大，甚至有点活该。
然而在导演和编剧眼中，这就是真实的他们，真实的当时韩国年轻人，有青春，有热血，也有逃避，最后日本人也是苏军打败的，没他们什么事，但导演却可以心安理得地记录下他们的青春，无论他们对历史贡献大小，哪怕是他们最后在狱中对着父亲痛哭流涕说我对不起你们，但这电影依旧可以得到青龙奖最佳剧本奖，不会说他是在污蔑民族志士。
恰恰是这种对待历史的放松心态，而让韩国那段其实并不十分激荡的历史，在电影工业神奇的叙述中，再次变得丰富而动人起来。
个人公众号：古尔齐亚
- 知道尹东柱，是因为读了李正明的《编号645》（The Investigation) 也听说这部小说会被改编成电影，所以开始留意（现在仍不知道它的改编情况）。但是读过这篇小说的人大约会一直记得那个姗姗出场的青年，在地狱一般的监牢里，放着风筝，看着天空，说着诗和星星。
在维基查了诗人的生平，出生于中国吉林，国籍是日本，民族是朝鲜。这是一个身份的模糊，也是一种时代的乡愁，可以想象，无论是国家、民族还是自我的认知都让人犹疑。比起我们常常看到的国恨家仇，一个青年人的迷惘似乎才是主题。
影片中，借着和家乡父老、和宋梦奎、和同窗、和宥真、和郑芝溶先生、和日本老师，每一段对话都在探讨一个青年人的心中的疑问：是要坚守一个令人心存感恩的信仰，还是一个能改变世界的主义？学有用的医学，还是无用的文学？散文还是诗歌？文字如何改变世界？留在朝鲜用日文学习，还是直接去日本用日文学习？要不要改名，要不要考学，要不要……继续写诗？
这些迷惘来自于黑暗时代和明亮灵魂的不吻合、来自于泥泞现实与清澈理想的不吻合，来自于低头看路和仰望天空的不吻合。 尹东柱的不合时宜，是他最深刻的迷惘，诚如他在诗中倾诉：“听人说生活着实不易，诗却能如此信手拈来，真叫人惭愧。”在水深火热中、在风风火火的人潮中，却还能感受到风、河流还有星空——这究竟是对还是错。
感谢导演的克制，让影片没有往宏大叙事发展，没有渲染太多的历史情绪，而是关注一个青年人的内心； 感谢姜河那的演绎，让那个羞怯的、紧张的、激动的东柱，不是一个爱国主义英雄，而是一个困惑却坚韧的年轻人。尹东柱和他的诗歌，所以能有超越时代背景的启迪力，大约在于，每一个青年人都经历着那些迷惘，都在模模糊糊的时候试图写下些什么；在每一个春深或者秋凉的夜晚，逃不出那三个问题的纠结：故人何在。前程哪里。心事谁同。
（文/鬼脚七）
2014年，许鞍华的《黄金时代》上映，影片以萧红的一生来展现破败时代中的黄金岁月，虽然因为种种原因影片很难说完美地达到了预想的效果，但是许鞍华的风格尝试仍然是让人耳目一新的。而今年，韩国导演李濬益的新作《东柱》让人很容易联想起那部两年前折戟的同类型影片，同样的以一个写作者的跌宕一生作为影片主线，同样的与飘摇时代惨烈地对抗，同样的高傲而寂寥的结局。然而不同的是，萧红尚且可以有能自己决定“怎么爱、怎么活”的自由的“黄金时代”，到了《东柱》当中却成了连选择都变得奢侈的遗憾和荒谬。对于诗人尹东柱来说，生命当中从来没有过“黄金时代”，而只有难以言说的“耻辱”。
影片的主人公尹东柱是一个诗人，这是我们能给与他的最纯粹的定义；然而现实往往无法容忍纯粹——他是一个朝鲜诗人，但他是一个生活在日治时代的朝鲜诗人。身为诗人的“小我”与身为民族一员的“大我”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贯穿了尹东柱的一生。28年的岁月，是一场在异国、异族、异文化中的漫长征途。历史上的尹东柱，无论在中国还是在韩国，都被贴上了“爱国诗人”的标签，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的一生，却始终都是在逃离和回避残酷的现实，始终都在朝着“救国”的道路愈行愈远，从“满洲”到朝鲜，从朝鲜到日本，他违抗父命不学医而学文、背离朋友放弃“运动”而沉浸于文字、不青睐革命而醉心于爱情，甚至，为了更好地追逐梦想，宁可屈辱地按照日本的政策“创氏改名”，以“平沼东柱”的身份去往东京，这一切，都离我们想象中振臂高呼、启发民智的“爱国诗人”相去甚远。正是这样一个对于政治并不感冒的尹东柱，却因为政治罪名被捕、被虐待而死在狱中，继而被冠以“爱国诗人”之名加以纪念，历史的诡谲和无稽往往让人哭笑不得。那么，尹东柱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影片并没有急于就做出结论，而是将这种生活流离的若干片段穿插在尹东柱生命最后一段时间的回忆当中。
如果说，《黄金时代》是通过当年人物的“出镜讲述”来重新拼凑了一个第三者眼中的萧红，那么《东柱》同样采用了碎片化的叙事方式，展现的却是一个从没被人看到过，甚至连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一个在时代风云中的尹东柱。影片随着在尹东柱被捕之后在狱中接受日本军官的拷问开始，每一个对于他罪名的指责都以他回忆中的真实状况相对比，是的，这些罪名颇有一些“欲加之罪”的影子：他所热爱的诗人因为身为左派，使他也被打上革命者的烙印；他出于友情而关心朋友，自然也被当做谋反的罪证——但是导演并不是在这里批评和暗讽日本殖民者的歹毒和凶恶，而是在这种反差当中，尹东柱的一脸惶然更为摄人心魄。《东柱》通过这种反差，完成了《黄金时代》没有完成的任务，使得尹东柱的形象得到了重塑，他不再是一个符号化的“爱国诗人”，而更多的是一个莫名其妙成为“爱国诗人”的无知青年。影片在碎片化了尹东柱一生经历的同时，给尹东柱的给一段人生都打上了一个问号，在日本军官的责难与尹东柱自身回忆的罗生门里，他究竟做了什么，成为了影片所追寻的根本问题。影片当中通过画外音独白所确立的诗人身份，通过回忆所展开的青年生活，以及在现实中的囚犯处境，形成了相互交缠、抵消、矛盾的不同方面，作为一部同样试图为影片中的主人公寻找定位的影片，《东柱》并不是以丰富和补足我们印象中的尹东柱为起点，而是选择以模糊和消解他的固有形象为切入的。在这种略显混乱的模糊性中，我们关注得以和影片中的所有人一样，从完全陌生的角度去接近和了解尹东柱。
影片的这种立意也在形式上得到了某种恰到好处的应和。《东柱》采用了双主角的结构（虽然片名叫做《东柱》，至少我们很难分清两人之间谁的戏份更多），这一点很容易让我们想起导演的上一部影片《思悼》，少年时代的尹东柱和他的挚友，同时也是表兄宋梦奎一起出生在中国，这是一个远离了他们故土的地方，兄弟两人一个热爱诗歌，一个擅长散文，双双沉醉于文学的汪洋之中，成长后的二人回到朝鲜就读，进而考入东京的大学深造。本来亲如手足的他们却因为观点的分歧逐渐走上不同的道路，正如鲁迅和周作人的多年恩怨一样，尹东柱将诗歌看做纯粹的情感抒发，他既不理解政治，也不愿参与其中；而宋梦奎则顺应时代投入到学生运动的洪流，办杂志、创社团，像每一个爱国青年都曾热血沸腾过的那样，为了朝鲜的独立而四处奔走。决然不同的两人在影片的叙事进程当中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尹东柱的不同可能：他究竟是一个不谙世事、单纯幼稚的天真诗人，或者是一个在宋梦奎的反衬当中超脱现实的遁世青年，他的边缘人处境，究竟是一种不屑的叛离，还是被时代放逐的无奈。
和《思悼》当中所描写的父子二人实际上共同构成了在特殊的无奈环境中的男性形象相似，《东柱》也显然将尹东柱和宋梦奎的并置变成了一种象征，他们成为了一整个时代青年的两面，一面是民族解放祖国光复的历史使命，另一面却是个人梦想爱恨情愁的自我尊严，特殊的时代肯定了前者，却否定了后者。正如尹东柱自己所说，他成梦奎的“影子”，成了历史背后的鬼影憧憧。或许我们会问，哪怕国难当头，难道就不允许一个敏感而细腻的青年只写下温柔的诗歌，而不追求热烈的辩论吗？或许可以，然而他们却无法得到善待。不参与政治的尹东柱也难以逃脱“被政治参与”的命运，在日本求学的他遭到日本军官的羞辱，被当众剃掉头发，在这一刻，极具象征意义的，我们看到这种两面性被暴力方式所整合，追求个体价值的文学青年被扼杀，而被强迫地“变成”追求民族大义的革命青年——尹东柱无路可逃，只能回头去找曾经的伙伴，而且表示自己愿意像他一样，参与革命，成为他们的一份子。这种转变如此突然，却也如此顺理成章，影片在前半段所一分为二的两条线索在这里重新纠结成为一股。事实上，剃掉尹东柱头发的，与其说是作为侵略者的日本军官，不如说是在二战当中裹挟朝鲜的世界局势本身，正如前文所说，导演在《东柱》当中并不仅仅想要表达被侵略的民族如何在一个柔弱的诗人身上折射出力量和信念，而更重要的是，在尹东柱身上，我们看到的是被无法抗拒的时代所扭曲的诗人之魂如何怆然地消失。影片并不着力地心系国族命运，而更关注个体生命的沉浮。
而也正是因为这样，《东柱》最终将时代青年的两面糅合在一起，展现给我们的，是混合着尹东柱和宋梦奎各自特点的朝鲜青年，在祖国沦陷的岁月中欲求报国无门，欲求避世而不可的窘境。在这里还很值得一提的是，尹东柱找到梦奎，表示想要加入革命，而此前一直批评东柱“过于感性”的梦奎这时却对东柱说：“枪由我来举，你还是写诗吧”。这对看似水火不容的兄弟，表面上相互指责对方的生存方式，这些指责却事实上建立在无比深刻的相互理解之上，梦奎何曾不理解东柱的文学梦想，他甚至一眼就能看穿东柱的脆弱和痛苦，因此他才知道东柱更适合的是什么。在这种拒绝背后，影片用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完成了兄弟两人的和解，也最终呈现出这些青年们永恒的矛盾和悲哀——在民族解放的重任面前，个人的梦想不值一提，然而“不有行者，无以图未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梦奎选择了放弃自己的文学，而保护着东柱的文学。在无法选择的命运中，这些文弱的青年们，只能用近乎惨烈的方式，来保护他们当中最美好和最纯粹的那份梦想。
这种带有强烈悲壮感的和解方式，与导演李濬益去年的《思悼》中的处理如出一辙，在《思悼》中的一对父子通过生死的诀别最终完成了对话和理解，而在这里，走上不同道路的兄弟最终通过相互的成全来完成了对他们所代表的群体的和解。相似的不只是导演所采用的手法和方式，而同时也是我们随着影片节奏被调动起来的情感。可以说，在经历了影片前面近乎冗长和碎片化的细枝末节之后，结尾部分的情感宣泄成为了我们最终理解尹东柱，以及与他感同身受的关键部分。李濬益所采用的这种先抑后扬的叙事技巧，无论在《思悼》还是在《东柱》当中，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即便在《东柱》当中，黑白的画面和零散的故事线多少会在影片开始阶段让部分观众难以适应，但是这些缺憾都在影片结尾得到了圆满的补偿。影片通过这样的取舍，来重新呈现了一个无法选择命运的亡国诗人的命运起落，它最终也没有划定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尹东柱，但是，却的确勾勒出那些被忽视和被放逐的时代青年们的悲哀身影，而这正是《东柱》借尹东柱的经历所折射和传达的无力喟叹。
影片结尾部分，宋梦奎和尹东柱被要求在供认书上签字，梦奎看着纸上罗列的种种罪行：煽动学生、传播违禁书籍、组织叛军、意图叛乱……他签字了，不是因为屈服，而是因为“如果这一切我都做了该多好，我没做到，我很抱歉”；而东柱却拒绝签字，也并不是因为对抗，而是“出生在这个世上，我却只想写诗，我很羞愧”。如此荒唐，如此无奈。一个投身于革命的青年因为自己不够“有罪”而痛哭，一个远离政治的诗人因为自己没有参与革命而羞耻。选择不同道路的两人最终因为这尴尬的时代而殊途同归，走上了殉国的道路。
多年之后，尹东柱被称为伟大的“爱国诗人”，而他真的“爱国”吗？是的，只不过他不是以一种热血的呐喊在爱国，不是以一种主义和口号在爱国，而他的的确确是在用每一个字、每一行诗来爱着他那个深受创痛的祖国的。而在那个动荡的岁月里，他的这份爱，却让他深感遗憾，却让他将自己的一生，定义为以写诗为羞的“耻辱时代”。
原载《电影世界》2016年0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