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控诉 J'accuse(2019)
又名: 军官与间谍(台) / 控诉 / 德雷福斯冤案 / The Dreyfus Affair / An Officer and a Spy / L’ufficiale e la Spia
导演: 罗曼·波兰斯基
主演: 让·杜雅尔丹 路易·加瑞尔 艾玛纽尔·塞尼耶 格莱高利·嘉德波瓦 埃尔韦·皮埃尔 弗拉迪米尔·约尔丹诺夫 迪迪埃·桑德尔 梅尔维尔·珀波 艾瑞克·拉夫 马修·阿马立克 劳伦特·斯托克 文森特·佩雷斯 米歇尔·维耶尔莫 文森特·格拉斯 德尼·波达利德斯 达米安·勃纳尔 劳伦特·纳忒拉 卢卡·巴巴拉斯基 穆罕默德·拉赫达尔-哈米纳 费利佩·曼吉安 皮埃尔·福雷 伯努瓦·阿尔曼 安德烈·马尔孔 皮埃尔·奥瑟达 让-玛丽·弗兰 Brigitte Boucher 米歇尔·克莱门特 皮埃尔·莱昂·卢诺 罗曼·波兰斯基
类型: 剧情
上映日期: 2019-08-30(威尼斯电影节) 2019-11-13(法国)
片长: 126分钟 IMDb: tt2398149 豆瓣评分：7.4 下载地址：迅雷下载
简介：
- 影片改编自法国历史上的著名冤案“德莱弗斯案件”。1894年，法国犹太裔上尉阿尔弗雷德·德莱弗斯(加瑞尔饰)被错判为德国间谍，被判处叛国罪。
演员：
影评：
“我喜欢电影中的阴影，但生命中的阴影则不然。电影是电影，人生是人生”——罗曼·波兰斯基
波兰斯基是缺乏安全感的，他的电影也处处透露着危险的气息。
这句话不适用于《我控诉》。
poster by 铅纸鹤《我控诉》改编自罗伯特·哈里斯2013年的小说《军官与间谍》，小说原型为法国著名冤案“德雷福斯事件”。哈里斯也是波兰斯基前作《影子写手》的编剧。
在去年威尼斯电影节上，本片得到场刊最高分，拿下评审团大奖，但并未斩获金狮。否则波兰斯基将成为继亨利-乔治·克鲁佐，安东尼奥尼和罗伯特·奥尔特曼之后第四位囊括欧洲三大最高奖的导演（《荒岛惊魂》金熊《钢琴家》金棕榈）。
这部讲述法国窦娥的电影没有惊心动魄的智商博弈，更没有六月飞雪的奇观展示（本来也不会有）。要不是导演自己说“我想拍一部间谍电影”，估计也鲜有人会把它当做一部间谍片。平稳，克制是对本片最普遍的评价。平稳在叙事，克制在情绪。我感受不到波兰斯基熟悉的危险性，亦感受不到什么戏剧张力，趣味性被极大地削弱，虽难掩其水准，但让包括导演影迷在内的众多观众感到无所适从。
古典主义，本就是主流中的稀缺品。
尽管我认为影片前半段明度过低，但光影的运用仍很值得称道。
让光渗入黑暗，就是这部影片做的事。
从第一个镜头开始，阴云密布，冷色成了主导。之后主角皮卡尔上校进入情报处，氛围依旧没变，他所在的大楼矗立在阴云之下，楼内则更加昏暗，体制的压迫感呼之欲出。这种外化的压迫感持续了半部电影（也劝退了大量观众）。
这种状态下，作为光的通道，窗成了不时出现的一个意象。
窗是德雷福斯唯一的情感出口15分钟和42分钟处，皮卡尔上校两次想要开窗，可是都没有成功
打不开的窗于是这里成为了波兰斯基电影中常见的密闭空间，加重了压迫感。
入狱后才有了靠窗的位置再比如，当主角发现端倪，去对比字迹的时候，其他人从上至下，步入黑暗，而后他上楼梯，从暗处去明处。
相反的方向类似的光影运用不胜枚举。
导演擅长处理密闭空间戏份，但是本片没有一个绝对的密闭空间。我们把情报处大楼当做一个具有压迫感的大空间，将办公室看做一个小的空间，而门作为各房间的连通，其作用得到了发挥。影片前半段随处可见以门作为一个镜头的开始或是结束。
如果说空间上的切换交给了门，那么时间上的切换就交给了信。
不难发现，前半段频繁利用二者进行转场。回忆的段落多从纸上切入切出。
电影过去一个多小时，主角被撤职，离开了体制，画面变得明亮了一些，可体制对他的迫害远未结束。之后主角被捕，但此时视角已经放开，我们发现他的单打独斗引发燎原之火，其中就有文豪左拉。
我印象最深的一段就是左拉的“我控诉…”，随着激昂文字，镜头像一把枪，依次指向那些被控诉者。这是全片最有力的一场裁决。
但其实控诉的话语其实早已借德雷福斯之口说了出来
不道德的审判不好意思放错图了
可惜控诉的作用最终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多年后的无罪释放用字幕带过后，二人回到体制，受害者依旧是受害者，只不过在这种讲述下，角色身上的无力感与本片风格相得益彰，平静得像是吹动了历史的浮尘。
至此，两名主要人物进入了相对明亮的大厅，可面对的依旧是本质上差不多的问题。这结尾或许是本片最具作者性的地方了。
导演近作《穿裘皮的维纳斯》和《真事改编》都可以概括为“创作者”和“入侵者”之间的斗争，又可以指向同一个结论“创作者是脆弱的”，而《我控诉》没有了这样的关系，只有“讲述者”波兰斯基，如果“我控诉”是他的心声，那讽刺的是，当今社会回了他一句“me too”。法国街头举着“我控诉”牌子的群众和片中的同持着“我控诉”的报童形成了巧妙的互文。发问者成了被问者。
作为去年最受关注的两部法国电影，几乎站在了对立面的《我控诉》和《燃烧女子的肖像》，二者的基调截然不同。前者是阴冷的历史讲述，后者是明亮的神话新编，最直观的感受是，前者用的光够拍好几部《我控诉》了。现实中《我控诉》得到了《燃烧女子的肖像》的控诉。有趣的是，两部影片中都有弹钢琴段落，《燃烧女子的肖像》中的四季和《我控诉》中的天鹅，可怎么想这两首曲子都该反过来。 更有趣的是，之前《燃烧女子的肖像》那期有五十多人参与，这期才有14人，平均分7.39……
本片在观影团内部没有什么争议，大家态度大致相同。 这是一部教科书式的电影，它有着教科书一样的纯熟，也有着教科书一样的无趣。 并且短评区伊斯特伍德老爷子得到了不少夸赞（波兰斯基：？？？）。
让我们康康大家是怎么看的：
@cinedreamer_ 8 就题材而言，的确可以和<Jewell>对标来看，但两部所走的路线却又有所差异——同样是对真实事件的还原，在保持沉稳叙事的前提下，东木更偏重于输出情感、自然更容易打动人，而波兰斯基则延续了他以往的残忍冷峻。相比之前看过的一部分波兰斯基的作品，这部的风格显然有所淡化，很多细节一时也无法参透。但于我而言比较难得的一点是，即便从未听说过这段历史，却也能从一开始就被吸入剧情。前半冷静后半冲突逐渐增多，节奏始终把控的很好，此外阴暗色调、几次闪回的镜头衔接、众人轮流阅读“我控诉”段落、以及刻意省略最关键的一场翻案法庭戏，也都值得一提。
@野凡 8 沉稳、内敛、克制，举重若轻，暗涌浮动。于卢女权手中拿下评委会大奖。
@NanSLi 8 视角里或多或少都有点无法言喻的压迫感，即使将事件本身归置于淡然冷清的“语境”。丝毫没有故作矫情的叙事“构建”，却从受限的段落中得到这份凝重却慰藉的“感知”。在空间情境的极度闭塞下，不由得触摸那些人物间的错乱层次递进的话语态度，无关情绪的共鸣，无关质问的挤兑。只是在一点点在汲取着在历史与虚假中的细微哀愁，可惜我们被给予的也只有无尽疏离的回顾了，任何试图从光影模拟的暂存记忆，都将成为可笑又可悲的虚妄罢了...
@顗礼 8 聚焦点瞄准了为正义而战的翻案者Picquart，整个前半段关于Dreyfus被蒙冤全过程的叙事都巧妙的借由他的脑内剧场完成，观者的共情点被压在了他的身上，中后段的法庭对峙与剑术决斗是一种悲凉情绪的爆发，但这种爆发又是与全片整体气质相符的、是极为克制的；相反，对于蒙冤者本人以及相关犹太人的刻画不仅稀少且并不具有任何刻意附加的正向描写，一切都是那么的沉着古典而无招胜有招 。
@Polaris.J 8 （这个小姐姐无情地鸽掉了短评）
@鹳鸟踟蹰 7.8 古典沉郁的控诉，抽丝剥茧般的沉稳。报纸，火光，佩剑和法庭，控诉和发声，结尾的光芒却始终没有光明地照耀，混杂着种族，声誉，国家的证词，悲戚又无力。影片这样沉着，这样隐忍，却使中段失去了魅力。
@mdr skywalker 7.5 其实从事件上看，很容易联想到《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与东木擅长调度观众的情绪不同，波兰斯基只是冷静克制地还原整个冤案的事实，四平八稳地完成了叙事。古典风格和镜头语言依然非常的出彩，前半段的平静与后半段法庭戏的小高潮也形成了一定反差，但是过慢的节奏也少了不少观影过程中应有的情绪推动力，很难共情，对体制罪恶的揭露也是仅仅点到为止。相比来说还是更喜欢东木
@臻圣 7.2 观影之前一定要提前了解历史真实事件——“德雷弗斯案”，这个议题放在当代也值得讨论。波兰斯基用一种类“原教旨主义”的形式去还原当时巴黎的国内舆论环境，落点的格局很大，叙事工整、沉稳。
@peppersoul 7 后半段渐入佳境，才发现精巧打造出的19世纪法国氛围已包绕且统治了整部影片。平静克制，故意掐断了观众的情感宣泄口，沉淀下来后多了几分厚重。
@奔兔吉尔 7 可供自行对比的对象应当是同样古典的《苔丝》。剧作彻底反高潮，戏份处理比好莱坞做的更绝，重心基本不在被告人身上，反而不断去拿捏辩护人的心理转变，对其如何坚守真相挑战权威进行精心刻画。由此本该为事件中心人物的反而被架空，在审判中似幽魂般身不在场，造就内外一致的「歧视」（即便他最后无罪释放，也被剥夺了存在的价值，因为探索真相的过程根本与之无关）。这次波兰斯基不断收敛，最典型的是被放冷枪的那场戏，对比《影子写手》中暗杀的突如其来，它这次甚至让杀手早早出现于后景，事先张扬。
@董小 7 叙事扎实，布景精致，但感触不是很大。为良心和正义对抗不可对抗之体制，需要付出多少？剧情上最有趣的地方在于刻意隐去真正翻案的一场审判，留下的是不计后果的以卵击石，可能只有波兰斯基能这么拍这个故事吧，因为他自己可能也在期待那天。讽刺的是不管之前如何，最后还是要站在体制这边。
@叶底藏花 7 没有意向中的畅快淋漓反倒风格上冷静克制，当然集中展现报纸上的“我控诉”的声音倒是振聋发聩。看的时候确实会想起年初东木朱维尔的哀歌，不同的是东木以当事人的遭遇表达情感而波兰斯基则更多是以旁观者的视角逐渐拨开云雾为我们反映事件真相和当时的各种声音，也因为这个整部作品显得不那么“有趣”但却力量十足：我要为不公发声，控诉那些违背良心之人。整体特别稳，波兰斯基的风格并不明显但他的功力是体现在视听语言里。
@素素素素素、 7 （短评失踪）
@Supremacyacron 6 这感觉算是波兰斯基比较中庸之作，相比之下跟他年纪相仿的老东木在朱维尔哀歌中所表达出来的效果还是要比这部作品更加掷地有声。虽然外部言论上面全是波兰斯基借本片之名来抒发自己内心情感的诉苦之情，期待着自己有朝一日沉冤昭雪，但话说回来，他自身的经历恐怕都得让这上校都觉得相形见绌吧。
最后说点题外话。我最初知道波兰斯基导演是因为那部“世界十大禁片之一”的《罗斯玛丽的婴儿》。这位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名声大噪的导演在半个多世纪后仍有优秀作品问世，放眼全球，同类者寥寥无几。那些属于法律的，就交给法官，交给警方。我通篇未涉及相关方面，也是希望让电影回归电影，希望舆论刀下留人。电影奖项捍卫的是电影艺术，斑驳的影像会成为历史最好的注解。
我控诉感谢你看到这里，
下期敬请期待。
这个电影淡季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大概就是深陷丑闻的罗曼·波兰斯基凭新片《我控诉》问鼎凯撒奖最佳导演后，引发的巨大争议。批评者大多认为，身为被美国法庭定罪的性犯罪者，波兰斯基在道德意义上完全没有资格获得这一奖项，更没有资格借助艺术创作之名，巧言令色地将自己包装成司法不公的受害者，来进行所谓“控诉”。
但我们也需要看清这样一个事实：对《我控诉》批判最凶的人，大部分都没有看过这部影片。即便是被送上法庭的罪犯，也有着为自己辩护的权利，而作为评审团成员的我们，在发表观点之前，至少应该听听被告方的一面之词，再对他的作品和人品下定论。
“德雷福斯事件”：法国的反犹之耻
《我控诉》的剧情，围绕着19世纪末法国臭名昭著的“德雷福斯事件”展开。所以在探讨这部电影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故事所处的历史语境。
在经历了九个月的普法战争后，法国于1871年接受完败结果，屈辱地向德国赔款割地，这对之后四十多年的法国历史，造成了深刻影响，每当经济与政局出现动荡，民族主义热潮就会在法国抬头，这其中最显著的，是反犹主义。
民族主义煽动者，将犹太人视作唯利是图的寄生虫，并从宗教中寻找论据——是犹太人出卖了耶稣，所以背叛的本性，深深写在他们的基因里。这种偏见延伸到军队系统当中，就表现为对犹太军官的妒忌、排挤与不信任，虽然这与法国宣扬的共和思想背道而驰。
另一方面，当时的法国军队系统中，官僚主义横行。一部分人对犹太军官抱有敌意，而另一部分人则照章办事，对上级应声附和，丝毫不关心事件的真相。于是在内外原因的合流之下，一封法国情报局从德国驻法大使馆盗出的通敌信，成为了导火索。
信件内容证明，法国参谋部军官中有通敌德国的间谍。上尉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则成为了军队中反犹势力所指认的替罪羊。因为只有正在接受参谋部训练的几位见习军官，才有可能掌握信件中透露的全部军事信息，而德雷福斯是这几个嫌疑人中唯一的犹太人。欲加之罪，就这样落到了被蒙在鼓里的德雷福斯身上。
但德雷福斯其实并非完美嫌疑人。他生在当时被德国占领的阿尔萨斯地区（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的背景地），却一直拥有对法兰西的民族认同，以至于主动选择法国国籍，并入伍军队。他的家境优渥，军饷只是其投资收入的零头；而他的笔迹也与那封通敌信有诸多不符之处。不论看动机还是看证据，德雷福斯都绝无犯罪之嫌。
但富有政治野心的军队首长，却急于迎合反犹势力，让德雷福斯成为替罪羊。而参与调查的下属和笔迹专家则顺水推舟，把德雷福斯钉在了十字架上。就这样，德雷福斯被法庭定罪，独自流放到恶魔岛关押。他万念俱灰，但为了妻子和儿女的名誉，他还是坚持活了下来。
皮卡尔 the whistleblower：波兰斯基电影的主角
对德雷福斯事件略有所知之人，或许都会想当然地认为，波兰斯基在片中为自己代入的角色，就是德雷福斯本人。毕竟波兰斯基是从纳粹魔掌中逃脱的犹太人，对族群困境感同身受；毕竟波兰斯基也经历过颇具争议的司法审判，所以他肯定在通过德雷福斯的经历，为自己做辩解。
但事实却远非如此。在《我控诉》中，德雷福斯（路易·加莱尔饰）虽是整个故事的由头，却只是边缘角色，出场戏份只有区区十分钟。影片的中心人物，是情报局军官乔治·皮卡尔（让·杜雅尔丹饰）。通过调查，他发现了德雷福斯的无辜，却在向上级汇报的过程中触怒了整个法国军事系统，并因此名誉扫地，锒铛入狱。
在波兰斯基的叙述中，皮卡尔被塑造成一个未被官僚系统腐蚀，对真相抱有敬畏的义士。他对犹太人并非没有偏见，但情报局系统之腐朽、审判过程之草率，依然让他震惊。作为影史上最杰出的叙事者之一，波兰斯基仅用几个简洁的跟拍镜头，就表现出了皮卡尔任职的情报局统计处如草台班子一般的荒诞景象：低级官员昏昏欲睡，技术官员对新上司戒心十足，而他的副手，则是个浸淫官场多年的老油条，深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皮卡尔的调查处处掣肘。
皮卡尔最终将德雷福斯被冤屈的证据带到了参谋部长那里，然而部长给他的命令，却是将真相封锁。与上级意见不合的皮卡尔被放逐、监视，到最后，无处可逃的他只好选择向系统外部求助。于是便诞生了大作家埃米尔·左拉那篇力穿纸背、追讨整个腐败系统的洋洋长文——《我控诉》。
“我控诉”中的“我”——谁在控诉？
波兰斯基的新作无疑透露着大师笔触：不寻求单纯的情绪宣泄，而是用画面书写人物无路可走的困局。他在四十多年前曾拍过一部名为“Cul-de-sac”的电影（意为“死胡同”，通用译名则是《荒岛惊魂》），而在这部新作中，死胡同的意象依然挥之不去。皮卡尔首次走进自己在情报局的办公室，却发现窗户怎么都打不开；他把即将受审的德雷福斯带进长官办公室，自己却被拒于遮蔽真相的大门之外；他对枪击自己律师的杀手穷追不舍，却在走进一片密林时迷失了方向。通往公义之路，对他来说永远都以死胡同作结。
在波兰斯基的《我控诉》中，控诉的对象很明显：一个官官相护、维护面子和权威，毫无纠错能力的官僚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司法程序只是一出滑稽戏，就像德雷福斯在法庭上的无奈回应所展现的一样：“按您的逻辑，如果我的笔迹与信件相符，则证明我有罪；如果我的笔迹与信件相悖，却同样证明我有罪。”
但这部电影中的控诉者是谁？似乎是皮卡尔。起码有一点很明显：不论是左拉的《我控诉》还是波兰斯基的《我控诉》，其中的主语都不是无辜的德雷福斯。在波兰斯基的电影中，对德雷福斯的冤屈心态着墨甚少，故事重点更多放在了个人与体制的抗衡上。所以那些认为波兰斯基在借本片自我开脱的批评者，可以收回这个判断了，因为他并没有借影片宣称，四十多年他诱奸少女的行为无罪。
而波兰斯基有没有在四十多年前的那场审判中遭遇司法不公？的确有，这些都能在流传下来的资料中得到印证。他有没有权利将这些不公的经历通过艺术媒介向世界进行表达？同样有，正如同被他侵犯的受害者有权利将自己的创痛通过种种渠道公诸于世。也正如同逃亡欧洲的他，本应为自己的罪行承担牢狱之灾。而不论我们对他的品行有何判断，或许都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
波兰斯基是个不世出的电影天才，而才华本身，正是他最后的底牌和遮羞布。
2020/3/14/原载《虹膜》
觀影之後不禁唏噓：在如今歐式庸俗——故作高深的現代主義，與美式庸俗——淺薄至極的大眾文化的雙重排擠下，此作所代表的古典-浪漫主義仍據一席之地，甚至仍是人類內心深處的唯一主流。
有趣的是，與一般此類電影不同，尤其是與美式此類電影不同，作為最終勝利的象徵的“平反與復職”被littéralement(literally)一筆帶過。此非巧合，因為對所谓事件結局的正面渲染會讓觀眾產生“正義雖遲但到”的愚蠢幻覺，而緊跟的一幕亦即最後一幕便立刻證明了此類幻覺的荒謬——不公依然比比皆是。於此相似，作為為數不多的令人振奮的高潮之一的“眾人朗讀J'ACCUSE”的片段才剛剛結束，畫面立即切換成“暴徒砸店焚報”的場景。總而言之，邪惡是常態，與邪惡的鬥爭是常態，鬥爭的失敗是常態，而希望之光罕有。唯其罕有，方顯珍貴。
你能做到嗎？
不能。
你聽明白了嗎？
不明白。
J'ACCUSE !
补充：
捍卫电影《我控诉》绝不意味无视道德，而恰恰意味着重视道德。电影《我控诉》正是因为在艺术上与道德上都毫无瑕疵，所以理应获奖。我从未像道德婊那样无视电影的艺术性，也从未像文艺婊那样无视电影的道德性。电影《战狼》缺乏艺术，电影《索多玛120天》缺乏道德，故都应受到批判，但德艺兼备的电影却没有理由受到批判。罗曼·波兰斯基是否是有罪，应受何种惩罚，是另一个领域的问题。值得庆幸的是，凯撒奖没有僭越。凯撒奖万岁，法兰西万岁。
如果你成功把罗曼·波兰斯基剁成肉酱，我会拍手称快；如果你觉得《我控诉》是一部烂片，我会为你的低劣审美与低劣道德而痛心。
二度补充：
但愿人人都能明白，艺术无非是技术的一种，正如艺术研究无非是科学的一种；前者是传达特定感受的技术，后者是对此种技术的后设分析。艺术作为技术，比信息技术既不更难也不更易，比工程技术既不更伟大也不更渺小。既然技术可以独立于技术的发明者及使用者的个人品德而受到认同，艺术作为技术的一种便不会例外。唯有一种情况值得警惕，那就是艺术作品传达的感受有害，然而艺术作品传达的感受有害与否仍与艺术家的品德无必然关系。若因格哈德·根岑的纳粹党员身份而抛弃他对证明论的巨大贡献，毫无疑问是自讨苦吃。同理，假设格律先驱沈约被证明曾强奸幼女，那么诸位是否会决定不再阅读建立在邪恶之上的杜甫律诗？
三度补充：
今年最好的兩部法國電影，無疑是《浴火少女的肖像》與《我控訴》。看似為敵的兩者，在審美上諷刺地屬於同一陣營：舊式歐洲文明。卻不知它們是此一陣營的全面復興，還是回光返照。可以確定的是，它們在最高榮譽上都輸給了《悲慘世界》，一部戰後電影，當代電影，甚至美國電影。
Picquart在鋼琴上彈聖桑《天鵝》，Marianne在古鋼琴上奏維瓦爾第《四季》，多麼奇妙的呼應。
我对法国历史所知甚少，第一次听说“德雷福斯事件”是在观看一个揭露左拉死亡之谜的纪录片时。影片中，探秘者提到，这位伟大的作家因为在《曙光报》上发表了题为《我控诉》的文章而受到当时国家主义和反犹主义情绪高涨的法国民众的抨击。（在文章中，左拉为一个被冤枉成“叛国贼”的犹太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大胆发声，他控诉了当时的政府、军队、司法体系和所谓公正、客观的“科学调查”。）左拉因为站在了大众和权势的对立面招致祸患，他被判处巨额罚款，还被迫跑到英国避难。左拉夫妻于1902 年 9 月 29 日在巴黎死于煤气中毒，根据记录片的猜想，很可能是一个极端的反犹主义者堵住了他家的通风口，实施了这场谋杀。如果事实真的如此，那么仗义执言的代价也太过沉重了！
《历史疑云：左拉是被谋杀的吗？》我第二次思考“德雷福斯事件”，是在2018年10月份左右法国政府提出对非欧盟学生增加10倍以上的高等教育注册费时。为了反对这种违反大众教育本质和法国“自由、平等、博爱”的立国精神的议案，我也参加了几场抗议游行。其实，游行者不局限于非欧盟学生，更多的是土生土长的法国人。他们认为，政府的不合理政策总是先从外国人开刀，再把对象慢慢延伸到本国人，最后所有处于弱势的人终将被压迫——所以，有必要在最初就对所有不平等说不，即使只是发出微弱之声，即使战火暂时烧不到自己。听到这些声音，我深受感动：作为弱势的外国人能受到本没有被波及的陌生人的支援，感觉是无数个左拉在义愤填膺地为无法发声者呐喊！
《历史疑云：德雷福斯事件秘密档案》19年11月中，《我控诉》在法国上映。在看到地铁站的海报，我瞬间被吸引。为了防止历史知识匮乏造成观影困难，我专门找了法国新拍的纪录片来看。
纪录片中，事件中最特别的人物乔治·皮卡尔一下子引起了我的兴趣。这名调查德雷福斯事件的军官，本来是负责给所谓的“叛国者”最后的重击，但他在调查中却发现了许多疑点。抽丝剥茧，他最终找出了真正的叛徒——埃斯特哈齐。然而，为了维护军队的“权威”和“尊严”、为了保护自身的地位不受威胁，上位者们拒绝了皮卡尔要为德雷福斯正名的诉求，他们将他送到了北非镇压殖民地起义的战场，期盼可以永久地甩掉这个麻烦。对我而言，皮卡尔明知会危及自身还选择正义的形象非常伟岸。
波兰斯基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个处于“正邪”抉择之间的人物的复杂性，他以后者为核心展开了全片的叙述。不过，不同于我心中英雄式的皮卡尔，导演将他塑造成坚守自己职责和信念的普通人——他有多个面向：认真工作者、通奸者、有反犹主义倾向者，他像你我一样不完美，但他也和你我一样用平凡成就不凡。影片结束时，重回军队的德雷福斯很克制地对为他翻案的“功臣”皮卡尔说了句：“你只是尽了自己的职责。” 是的，对那一代还有信念的人而言，忠于自己的信念不过是最基本的操守。德雷福斯也是这样，即便被隔离关押了四五年、不能与任何人交流，他在重获自由后对国家和军队也毫无怨言，他甚至还去到一战前线，为国奋战。
在宏大叙述显得十分可疑的今天，我们——一个个分散的、碎片化的个体——要坚守什么？作为社会人，个体的共同体想象是什么？反复思索，极端个人主义的我仍然被“德雷福斯事件”牵动，是因为左拉、皮卡尔等个体捍卫在大历史中“无足轻重”的、微小的存在。我想，被人文主义精神熏陶了数年，我选择坚守和捍卫应该和他们一样。正如村上春树的名言所述：“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