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影片中最精彩的一场戏,在这场戏中,我们看到,肥沙,马尾,衬衣男呈一个三角形分布,同时不间断地响起电话铃声,但由于三人的电话铃声都是一样的,所以一个人的铃声响起总是引起三个人的反应,最终我们看到,在纷扰的铃声中,马尾被衬衣男捅死。
随着影片循序渐进,我们看到,叙事驱动力从一开始肥沙想找回他的手枪这一点逐渐演变成最后的黑帮大战,而肥沙的手枪戏谑般地出现在他第一次被打的垃圾堆里,于是我们开始回想,这场“闹剧”是怎么演变出来的?这件事情从什么时候开始焦点已经形变了?
莱布尼茨杜撰出一个“不可并在性”的概念,他认为,来自可能的,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并在性,所以过去可以是非真实的。就像博尔赫斯的《小径分叉的花园》一般。因此产生了新的结构,叙事不再是真实的,意即他不再声称是真实的,以便彻底变成虚构的。这绝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多变性,而是接替和取代真实形式的虚假强力,因为它提出不可并在的现在共时性和无需真实的过去的并存性。这样一种叙事被“二手描述”充斥,不再被规则与法律规范,而是里面所有的人都可以充当嫌犯,侦探,受害者。正如雷吉斯所说:某人重复一个从他人处获得的故事,而那个人为了证明自己使用了另一些人的证明,这些人又不是那个以各种方式乔装的第一人……”于是每一个人都在他者身上获得“形变”,每一个人都面临着一个同他一样“虚假的人”。
我们来看下面几场戏:
最后博弈开始,死伤惨重,而肥沙的枪却在垃圾堆中被找到了,整个事件也没有被如实上报。
在这些情境中,我们看到其中的影片驱动力不再是寻找,而是“讲述”,(同时亦存在一个讲述媒介的形变而导致的述说形变,就是手机被掉包)。每一个人获取新的新息都是从上一个人的讲述中获取的,每一个人因此在每一次接收中,在看,说,听中建立了一些新的关系。于是,属于“过去”的枪支丢失事件不再被需要,而是一个个无法并存的“现实”引起了影片的核爆,最终导致黑帮的博弈。但最后,这场博弈亦没有真实地被上报,这件事情最终终止于在场者的述说。于是,每一个人都是说谎者,每一个人都是这条造假链条中的共犯。为什么他们会成为造假者?因为私欲,因为责任,因为权力……但因此这些情景成为了一些纯粹的情境,演员在听,看,叙述中发现事情的演变。这些行为不是经验性的,起码不是属于传统破案行为的经验的,而是即刻的,在场的,出于个体主观感受的(私欲),甚至是随着事态发展“随机应变”的。于是,摄影机得以从一点跳到另一点进行纯描述,叙事与能指也因此受到形变的侵害。因此,我们不能用传统的叙事方式界定,这是一种隶属于时间,听觉,视觉的存在,是一种更纯粹的“虚假的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