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2012)
简介：
- 1942年，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处于白热化阶段。燎原之火，生灵涂炭，天灾人祸，哀鸿遍野。当军事家和政治家的目光聚焦在一城一郭的征伐劫掠之时，几乎鲜少有人注意到古老的中原河南正爆发一场惨绝人寰的大旱灾。影片的主角老东家（张国立 饰），狡猾、市侩，典型的封建地主，可即便如此也无法对抗这史无前例的灾难，他被迫逃荒，亲眼见证着儿子、儿媳、老伴等亲人的种种死状。他的遭遇是三百万灾民的缩影，面对这群人的苦难，无论是高高在上的蒋委员长（陈道明 饰），还是深入民间报道灾难真相的美国记者白修德（阿德里安•布劳迪 Adrien Brody 饰），以及海内外的每一个人，如何能从这眼前的人间炼狱之景侧目。绝望无止的逃生坎途，中华民族多舛命运的苦难一斑……
演员：
影评：
- 看完《1942》的心情，用复杂这两个字来形容比较恰当。不可名状，又难以言说。
电影由刘震云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这部报告文学体的中篇小说全文用一种黑色幽默的笔调，戏谑的口吻描述了1942年河南饥荒的部分场景和国民政府在决策前后的心理动态。让教科书上金科玉律似的“大历史”和来自个体微不足道的“小记忆”之间做了对照，形成强烈的反差。可以说，刘震云是当代批判国民性较为犀利的作家之一，但是，1942这部电影，个人觉得它存在的价值和所引发的思考，远远没有这么简单。
纵线——两条主线与四条支线
影片由两条主线构成
1，老东家等人避灾——逃荒——流亡的路线与过程
2，国民政府灾前——灾时——灾后的表现与转变。
老东家的人物形象，用善恶是很难定位的，影片开始放任自己的二少爷欺辱花枝，接下来又打算报告县令捉拿城下求粮的灾民，他称不上是一位善人；逃灾途中求法庭保护栓柱，又分给花枝一家粮食，尽管并非心甘情愿，却也不至冷漠无情。临近陕西途中，他还不忘安再置土地，安定富足后再重回家乡，我们可以看出，这是家本位思想浓厚、有着基本是非道德观念，又有些自私自利的封建地主形象。随着剧情不断向前推进，儿子在家被灾民强盗刺死、儿媳抱着孩子饿死、老伴悄无声息地离世、最后的相伴——自己出生不久的孙子被自己闷死，老东家在身体上被饥饿摧残的同时，还受到心灵上的双重打击，让他一次次由希望陷入绝望之中，最后发出这样的感叹;"死了好啊，早死早解脱”。灾难不仅让他放下了自己的身段，退去了种种的外物，变成渺小而悲惨的普通灾民，也让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大地主在灾难面前显得那样无能为力。这样的情节与形象，让我们一点点在心理上接受老东家这个角色，并对他的遭遇更多地转化为同情。
在影片中，蒋委员长以及国民政府上上下下的官员，似乎从来没有把救灾作为国内的第一要务，而是更多地刻画战争局势是如何的严峻，怎样的刻不容缓。要么是通过河南省政府转述得知，要么是通过社会的第三方力量，大公报，美国时代周刊。似乎更应了刘震云书中的那句，也是影片开头：在死三百万的同时，历史上还发生着这样一些事：宋美玲访美、甘地绝食、斯大林格勒大血战、丘吉尔感冒。这些事件中的任何一桩，放到一九四二年的世界环境中，都比三百万要重要。蒋委员长在中国舆论和国际声誉的压力下，终于决定开始救灾，我们看到下级象征性地处分了一批官员，还强制要求灾民充当看客，我们又看到当时粮价疯涨，负责发粮的商家接替官员中饱私囊，灾区各机构论辩不休。虽然控诉了民国政府的腐败无能，但是没有像以往电影那样的盖棺定论，我们看到李培基主席的一心为民，也看到蒋介石一方面担心国际战事，一方面想要爱民如子，力求言行统一。客观全面地展现了当时腐化的国民政府。
夹杂在影片中的四条支线：
1，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灾区跟踪报道；
2，张涵予饰演的牧师信念的动摇；
3，范伟饰演的老马由厨师到流动法庭又变回厨师的过程；
4，国内各界的捐款救助。
白修德这一人物有其确凿的历史原型，刘震云的原作中有几段引用当年白修德的报导，面对河南灾荒的场景，白修德感到震惊的同时，也很费解。在他的价值体系中，制衡的原则让政府的首要存在价值即是为公民服务。当他以“民有、民治、民享”为理念基础的政府来对比时，他不停地抛出这样一个疑问：他们的政府为什么不作为？张涵予饰演的牧师开始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相信逃荒途中的伤亡是因为他们缺少主的信仰，他不停地游说民众，施舍并传教，在死不瞑目的大娘面前，他感到疑惑，在亲眼目睹一位小女孩在他面前被炮火炸成碎片后，他开始动摇，在询问上帝旨意与恶魔罪行孰高孰低后，他的信念彻底坍塌；范伟扮演的由厨师到法官的角色，，所主导的流动法庭一直随着灾民，维持着某种完全不成形的法律秩序，直到被入侵的日本兵又把他变成了他们的厨子。即便国内实业家愿意捐出一半的家产救助灾区，在发送过程中，仍无法保证能够全数到达灾民手中，河南的灾情并没有任何减缓。
主线与支线的交织
当我们跳出这个环节，宏观地来看这部电影时，我们会注意到，这两条主线与四条支线是相互交织，相互关联的。两条主线分别象征主体和受体，四条支线则是对主客体的相融与补充。福柯的权力哲学中这样写道：权力不只是物质上的或军事上的威力，当然它们是权力的一个元素。对福柯来说，权力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可以掌握的位置，而是一种贯穿整个社会的“能量流”。福柯不将权力看做一种形式，而将它看做使用社会机构来表现一种真理而来将自己的目的施加于社会的不同的方式。1942年的民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象征这种权力的存在，而当这种权力没有被真理，或者说是知识所支配时，就只能沦为一种残酷的暴力统治机器。众多线索交织在一起也表现出电影的主题之一：即在政府这个主体不作为的情况下，记者，教会，流动法庭，实业家捐助，也就是其所代表对应的舆论，宗教，司法，慈善。都不能为灾民这个受体的生存环境作出改变，充其量只能是技术理性时代的某些修补。
而且其自身也存在着种种问题，白修德为获取新闻几次深入险境，对话蒋介石困难重重，还面临着封锁消息限制人身自由的风险；脱离当时现实缺乏群众基础的教义，牧师非但没有让别人接受，也毁掉了自己的信仰；可笑的流动法庭，缺乏专业素养的法官，外憨内奸，外强中干，最后只会屈服于日军的刀下；有着爱国救民之心的实业家，救灾过程中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管机制，粮款也终将流入他人之手。
贯线——1942中的两个深层次矛盾
1，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
影片和原作中有这么一句台词：老百姓死了，土地还是中国人的；可是如果当兵的饿死了，日本人就会接管这个国家。这句话很明确地把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区分开来。墨子说：上之为政，得下之情则治，不得下之情则乱。在影片中我们看到，一方面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斡旋在世界最华丽的舞台，他们极力争取国家命运走向的权力，签订合约，参加会议，出席着最高级的宴会，享用着最丰盛的菜肴，而河南逃荒的灾民则是在荒郊野外停留，一步步逼近死亡的边缘，一次次由希望再次陷入绝望。在这里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缩视成为国家内部阶层的断裂。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间。简单划分的两个阶层不光在物质条件和生活待遇上有如此巨大的悬殊，强势群体还时常对弱势群体进行欺辱：士兵抢夺灾民的粮食钱财，不法商贩从赈灾款项中抽取各种各样的好处费，陕西军官驱逐灾民的入境火车。影片对于这两个阶层的刻画是各有侧重的，对于上层阶层影片主要刻画其腐败，成规，结党营私，同流合污的官场，对于下层阶层则避免了相互之间可能发生的利益争端，更在个体内部之间展开。当这个社会的断层不断加大，扭曲，逐渐失去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契合点，国将不国。
2，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
在原作中，我们看到结尾详细地描述到被日军放粮拯救了的最后灾民，成了日军的乡亲，他们为日军指路，为日军抬担架，甚至为日军参军。影片中则极力淡化这一情节，仅在河南省主席回答蒋委员长的询问否定这一事实的情节中提及。在这点上，反对的两个倾向是，一赞扬，一批评，即不赞扬日军，因为日军侵华是整个事件的大背景。同样，河南灾民接受日军的粮食并为也不该加以批评。求生的欲望会压倒一切，这是每个人在绝境面前都会做出的选择。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气，故最为天下贵也。然而当所谓的“义气”，道德建立起的秩序瓦解，人的社会性消失时，当血缘纽带组成的种族群体关系消失时，当特殊情况下人性退化成基本兽性时，再谈什么民族，什么大义，就是用意识形态对个体进行道德绑架，要饿死还是做汉奸？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日军侵华，导致国家处于紧急状态，这是现代性扩张的暴力和冷酷；国民政府不顾百姓死活，既是前者的影响所致，也是和前者一样，是在同一逻辑路线上的结果，这同一逻辑无非现代性控制对社会的粗暴和无情，而蒋介石是在这个逻辑里面思考，自然会做出那样的决定。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更多的展现人道主义，以人为本的，以人类自身功能观念意义上的一种良知。
纵贯线的契合点——1942结尾
我们纵观整部电影，可以从中看到河南安土重迁的思想根深蒂固，从老东家和瞎鹿家的逃荒过程中，家本位和血缘亲疏的思想也随处可见。这与中国素有的家天下传统相关。在影片的结尾，老东失去一切亲人，失掉信仰，脑海中只有“走下去”的念头绝望地回转时，碰到那个同样失去全家人的小女孩，简单却有力的对白，简短却温暖的两句称呼，融化了所有的冰冷和绝望，让素不相识的的两个人成为家人，让不堪回首的历史重新燃起了希望。
这段情节彻底升华了影片在巨大灾难下表现出来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主题：星星从自诩为一个高贵的女知识分子，忍痛杀死自己心爱的黑猫，烧掉珍视的书籍，最后为了家人卖身；不从二少爷的花枝为了孩子屈身于栓柱，让“一天的男人”主动卖掉自己，自动临走前给栓柱换上更暖和的棉裤；栓柱为了“一天夫妻”的承诺四处找寻孩子，死于日军的尖刀之下......当传统的血缘关系在亲人的不断死亡和离去中结束，一种以爱心和责任为主的现代认知诞生，一种超出血脉维系的传统纽带的心理认同被建立。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间的矛盾探讨在此时显得无关紧要，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冲突纷争也在这里变得微不足道。这种现代的方式将逐渐使旧规则瓦解，从人与人的交际起步塑造出一种全新的社会秩序和体系，安定，和谐，友爱。即灾难在摧毁旧有秩序，摧残人性，使其混乱倒退的同时，也于无形中孕育出了一种新的认知方式，新的社会秩序，新的时代文明。我想，这是电影众多线索汇聚成最后想要表达的主旨，这也是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原因，文明源源不断的所在。
几条暗线的存在
1，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同盟国处于不利境地
2，蒋介石炸花园口事件导致河南受灾
3，国共合作下的军阀混战阴影
纵贯线再评价——冯导的诚意与电影的不足
冯导近几年的作品质量都较高（或许夜宴除外吧），对于这部影片，笔者并不觉得是在扣道德帽子，或者所谓的什么发国难财。
从影片的拍摄过程来看，宣传的报道是所有主演都为参与此片而节食减肥，这是让人称赞的敬业态度；值得一提的是冯导没有为参演的两位好莱坞巨星修改剧本，增添戏份，不是让剧本随着明星改动，而是让这二位融入电影剧本的文化体系中，饰演影片的配角，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向好莱坞巨星低头的国产电影会是好电影，两位巨星没有突出亮点的表演就是其表演的最大亮点。
从影片的题材上来看，1942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和启迪意义，一方面普及文化知识，让人们了解那段被遗忘的历史；另一方面也让人们深思，在当今时代，既不能放弃思考中国繁荣的真正动力，也不能站在远处，漠视个体的价值。
从影片的细节上看，李雪健被迫贿赂时，他背后墙上的四个大字「天下为公，很具讽刺性；日军给栓柱食物时，前面是馒头，后面是尖刀，如此逼迫就范，寓意很深。
从影片的监制上来看，冯导很少将主线人物刻画成脸谱形象，很难用好坏将他们定位，同时也尽量避免用宏大叙事的笔法刻画一些展现民族气节的英雄，而是写小人物，写小人物的流离失所，情感变化，在灾难下尽显人与人之间的温情，更具有真实性。
但是，影片在如此宏大的背景下企图穿插多条线索，力图全景式地刻画人物，难免在剧情铺张上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
1，饥荒描写上略显不足，战争场面描述过重。在原作中对灾民的食物，最后的生活处境有着很详细的叙述。或许是对人性的一种秉持，或许是碍于现行的审核制度，电影中在这些场景上大多是一掠而过，没有详细刻画最后的食物是如何的难以下咽，又是怎样如毒药一般令人痛苦，易子而食等惨绝人寰的场景则在电影中被删掉，而用了许多镜头来表现日军空投导弹造成伤亡，血肉飞溅，尸横遍野的场景。由于国内的战争片数不胜数，所以大家对片子中的战争，炮火场景已然不是特别感冒。虽然是为了突出日军侵华这一背景前提，不过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让影片缺少了张力。
2，宗教主义没有得到充分体现。按照前面的分析，宗教作为四大支线之一，烘托主题并加强剧情悲壮效果。但是天主教派的教义在这里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另一方面由于1942年天主教徒在民国属于小众，外国的视角已由时代记者白修德充当，这里的西方宗教视角就显得没有那么突出，也无法形成较大的影响。
3，高潮不够突出，起伏止步于音乐。很多人看过电影都会有相同的感慨。笔者觉得影片最后的高潮应该是河南灾民在日军放粮后成为所谓的“汉奸”，然后在此时唱响人道主义的悲歌。但是影片令人意外地删掉了这一情节，只是在李培基向蒋介石转述的情节里提了一句而已，这或许也是碍于现行审核制度的原因。另外，影片的节奏虽然整体给人一种微强烈的震撼感，但是似乎总是还差一点什么，是剧情与音乐之间缺少空白与渐进的过渡。记得影片音乐正式响起的第一个情节，是老东家房子被烧的画面，一种无言的凄凉。这个画面前本可以有更多老东家环视周围和表情刻画的镜头作为过渡，让观众有更多的时间追随人物的情感变化，但音乐突然响起，切断了这一桥梁，让高潮随着音乐而来，又止步于音乐，也让影片的音乐具有一种说不出的违和感。 - 这是片尾的一句旁白：“这些糟心的事我都忘了，你又写它，图个啥？”
糟心的电影导演又拍它，图个啥？
虽然我不知道导演拍这个片子到底是图什么，但我们可以扪着良心问自己，这部片子是不是给我们还原了一段还算比较客观真实的、不为广大青年们所知道的、抹不去的历史。
历史是人们共同的记忆，而维系一个民族情感和关系的纽带就是共同的记忆。中国人口多，中国人喜欢反复研究历史，这也没什么不好，好歹让人们能忆苦思甜，或是更团结。
看电影之前，千万别带着很沉重的心情。冯小刚一点也没想赚观众的眼泪，也不想用灾难片来绑架观众，他就是很平静地在讲一个故事，一个比小说略乏味比纪录片略有趣的故事，看完这个故事是笑是哭那都是你自己的事了。
不要将这种题材当做一种负担，它仅仅只是一段过去的历史，不需要我们再来为这些悲剧负责。看电影本来就是一种感性的享受，而理性的思考都是你强加给自己的，却不是电影逼着你去想那些又苦又累的问题。所以不要拿影片背后隐喻的政治之类的来说事，也不要纠结于人性到底怎样，先单纯地享受电影的本身就好。
回到电影，导演的功力还是有体现的。每每看到快哭的时候，故事又马上会转移你的注意力，让你收起眼泪，偶尔还会掺杂一些黑色幽默，让你啼笑皆非。
初看电影时间146分钟，在想会不会过长了，后来进入电影后就完全忘了这回事，根本是多虑。2个多小时的电影，采用平铺直叙的方式讲述一个令人无法冷静的故事，造成的无奈感和心理反差格外强烈。除了神父那部分显得有些做作和拖沓外，其余的故事进展得不紧不慢。
故事分两条线索展开：一条是逃荒路上的民众，另一条是国民党政府。在河南与重庆之间切换自如，形成对比鲜明的强大反差效果，对天灾的无奈感与对人祸的讽刺味昭然若揭。
由小说改编成电影的剧本就是要好。剧中有些台词还是很值得玩味的。
在大饥荒面前，人可以什么都不顾；但在大饥荒面前，人却还会有最后的底线。
逃荒路上的主线基本围绕着老东家展开。老东家经历了十分戏剧化的一段逃荒经历，从痛苦挣扎到愤恨无奈，从最初的人丁兴旺到最后全家人死的死、散的散，只撇下他独一人，真正告诉你什么叫兵荒马乱、饥荒逃难的年代。
而花枝、星星等女性角色面对灾难不得不做出一些痛苦、无奈却又充满存活希望的选择，也算是为了家庭的存活献出绵薄之力。
栓柱对于孩子的情感执念与老马挂在嘴边的“保命”信念作比较，虽然略嫌做作，但还是十分现实地将一个忠实马夫作为中国奴仆与一个圆滑厨师作为日本奴隶的差异化结局残酷地表现出来。让人绝望与苦痛不堪。
政府方面李培基体恤民情的执着与蒋鼎文蔑视难民的冷酷相对，到最后李培基也表达出对官场的无奈，以及注重形式的口号排练与惨造欺凌的完败战役都表现出国民党政府实质性的腐败无能。事实的真相竟然要一个外国记者突破层层阻碍反映到蒋介石处才能得到还原与引起重视。
电影中的配乐并不多，没有去故意煽动人的情感。说实话，两个多小时流水账一般的电影像极了纪录片。但在这基调理性的故事里，导演像是拿着一条细腻的感性长鞭，一下又一下慢慢抽打着你的内心深处。你疼一下，再让你缓一下，反复交错。
我个人偏好冷静的叙事方式，这样更加能让你感觉到故事本身的痛苦与无奈、挣扎与冷漠。
最后对于那些嫌弃导演不够犀利尺度不够大的观众，要借用片中李培基的一句话：“政府不救灾你们就长吁短叹，政府现在救灾了，你们又在这里吵起来打起来。”导演已经尽力还原了，故事正是因为在我们的意料之中才会显得真实。至于那些想看人吃人或是更残酷血淋淋场面的观众，建议你要么看看小说就够了，要么就先自己拍出一部这种尺度片子在国内公映，给我们开创条先河。
其实，我们应该感激和鼓励充满诚意的导演和演员们创作出这么一部电影。做人要知足和适可而止，而不是整天四处叫嚣着我只看无删减版国外剪辑版或是还没看电影就开始打嘴炮鄙视“发国难财”的垃圾“商业”电影。 - 温故1942
《温故1942》的小说其实不能叫小说，更像个随感，笔记，前言什么的。其实这文章最有争议的地方，就是它最后问的那个问题。
“是宁肯饿死当中国鬼呢？还是不饿死当亡国奴呢？”
这个正确客案是没有人会选错的，当然是生是中国人，死当中国鬼。选择当亡国奴的，就不是中国人。所以——没有中国人会选择当亡国奴。证明完毕。
不过事实上，在当年日占区的所有中国人都当了亡国奴。他们很多人不仅活着，还一直活到了能重新当中国人的那一天，还生下了很多的中国人，今天能存在于这个世上看电影的很多人都要感谢当年祖父辈忍辱偷生活了下来。虽然后来，他们中一些人又忍不住辱偷不成生的死在了该当哪一边的中国人的问题上，这是后话。
在电影里，那个问题已经被回避了。
我曾经给冯小刚的《唐山大地震》打了四星后再愤怒的批评他把历史拍成了编造的苦情剧，后来这个影评就消失了。后来冯小刚在一次采访中委屈的说：“我还能怎么样？他们究竟指望我拍什么？”
其实我特能理解冯小刚，所以一边骂他一边理解他。是啊，他还能怎么样？我们究竟指望他拍什么？
所以到了《1942》，我就能以特理解特宽容的态度来看这部电影了。
作为一部痛斥国民党政权腐败无能的忆苦思甜片，这部电影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它告诉了我们1942年发生了什么，饿死人数是怎样被当成报表上要遮掩的数字，大国的面子是怎样重于数百万的生命。这一次没有遮掩，没有偷换，一切都展现的超真实超黑暗超血淋淋的。
所以我们知道：失民心者失天下。
嗯，然后，就似乎没有什么好评的了。
冯小刚的用心值得肯定，他是真的想拍一部好电影。一直被说是商业片导演，他是由衷的想有一部能对得起这一辈子的电影。这从他自己的讲述就知道了。他说不管我拍什么片子时，被骂的时候，一想到我还有一部《1942》在那搁着，这是特能站的住脚的一部片子，就觉得特踏实，特有盼头。现在拍完了，反而心里空荡荡的，觉得寄托没有了。
太能理解了。作为一个作者，如果不是觉得将来一定还能写一部真正想写的东西出来，一直码字只是为了赚钱赚钱，那真的还不如去养猪来钱快呢。
不过，真的当你可以开始写的时候，你却可能发现，因为想写的太多了能写的太多，你反而不知道该写什么了。
《1942》很全景，很像主旋律战争大片的结构。从腹黑领袖到无良官员到愤青记者到小天真传教士到小气鬼财主二愣子长工，各阶级众生相全都写到了，惨的时候，也直让你想掉眼泪恨不得像那传教士一样仰天大喊：“老天你不长眼啊！”然后看见长眼的炸弹直落下来。
不过离一部伟大的牛B的电影，好像还是差着点什么。
换了别人会怎么拍呢？
张艺谋：把徐帆换成巩俐，财主女儿换章子怡，种满天扯地的红高梁……不对，饥荒……改满天满地黄芦苇。把张国立换姜文，吼一曲河南梆子，芦苇地里来个野性的打滚，最后巩俐牺牲了自己拯救章子怡，走之前唱一曲《谁说女子不如男》，最后大家举着高梁酒和日本人拼了……
李安：作者去采访一个老奶奶，她回忆起1942年她的奇幻流浪。有一只老虎，一只狗，一只猫还有一头驴。一路上她看见了冰下的大鱼，从地向天的白雪，看见大鸟从天上飞过，丢下一个会蹦的鸟蛋，然后到了一个桃花盛开的地方，那里没有饥饿没有寒冷，她默默的划着了一根火柴，看见父亲出现在他面前……最后，老奶奶说：如果你相信，那么你信上帝。
陆川：拍了部《温故0208》，说的是三国时期，刘备带着饥民逃难，曹操这个一路追。关羽问：带不带饥民？刘备说：带！我不能抛弃我的人民。让他们跟在我们后面堵住路，曹兵要把他们杀完得好一阵子呢。刘备带饥民逃到长江边，发现孙权带兵拦在江对岸，说：咱们这没粮给饥民了，从哪来的，从哪回去！结果最后曹操给饥民发了粮食，让他们当了汉贼，后来全烧死在赤壁。
这么一分析，就明白了，《1942》太面面俱到，太工整规范，没有什么缺点，但也似乎缺少一种个人风格，不像他的喜剧一看葛优就知道这是冯小刚作品，如果再过几年，大家想起这部片子也许会以为是张国立出品。电影中催泪的地方残酷的地方是历史本身的，故事人物是刘震云的，表演是张国立徐帆的，似乎导演的光辉反而无处显现了。缺一点李安那样显得才气纵横可以让观众拍案大赞名利双收的东西。
但不论如何，拍《1942》本身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是需要花费心血的事情。毕竟最后拍出它来的不是张艺谋，不是李安，不是陆川，是冯小刚。这就已经可以让大家记住这个名字了。
然后，说些胡思乱想的话吧。
如果当年美国没有参战，日本没有偷袭珍珠港，或者美国人民君临天下梦一发作想干脆趁机把苏联灭了然后瓜分世界得了于是站到了德日一边，二战没有以同盟国的胜利而告终，现在会是怎么样？
别说这不可能，既然是美帝国主义，那这么做才符合角色性格。它当年真这么干了，你又拿它有脾气？
也许现在，我们在看一部叫《温故1942》的电影，讲述的是当年国民政府多么腐败视民众于草芥，英勇的皇军忍无可忍勇敢的跨过海峡解放大陆，一路上民众夹道欢迎争相带路，得民心者得天下，于是才有了今天东起日本岛，北至西伯利亚，西至伊朗，南至菲律宾一统亚洲的伟大强盛帝国。
看完这部电影，无数爱国者流着泪表示，我爱我的祖国，现在我们天皇君临天下的道路上只剩一个美国绊脚石了，我们已经不再需要这个盟友，如果我国和美国开战，我们第一个报名去驾神风战斗机。
别说这不可能，如果一个人一出生睁眼，看见的就是日本国旗的话。十几年军国教育后，他就会爱日本爱的不行。谁敢说日本一句坏话，他就和你拼命。一辈子当了汉奸，自己还以为在为国奋战，还在为大东亚共荣圈的成就自豪。就像东南亚战场上为日本奋战到最后一人的台湾高山族。
《温故1942》中问：“是宁肯饿死当中国鬼呢？还是不饿死当亡国奴呢？”其实这个问题太简单了。是生作大明人呢，还是死为大清鬼呢，这才是难题。
但事实上我们的祖先已经作出了选择，大明太腐败，于是出了李自成，结果内战便宜了外族，大家都作了“汉奸亡国奴”，然后，大明的子孙们爱大清保大清为大清而战生是大清人死是大清鬼，然后，直到有一天……大清又太腐败，一口气没上来亡了，应该爱民国了，于是爱民国保民国为民国而战生是民国人死是民国鬼……直到有一天，民国太腐败……
这不是没有骨气，不是没有立场，不是贪死怕死，不是不爱国。因为之所以现在还有你，是因为你的祖先做了一种选择：活下去，没有为朝代而殉，不管城头变换大王旗的活下去，相信后代不会忘记自己这一代经历的苦难，相信后代终会有幸福自由的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一天。这一切基于一种原始的信仰，人在国就在，有民才有国。
民国存在的意义，是保护民众好好的活下去。所有的战斗和牺牲，都只是基于能让最多的人活下去，活的更好。因为只要民不亡，那不论换多少朝代，中国也不会亡。而若民死光了，或是心冷了，国也就完了。所以最后，人民选择了抛弃民国，他们不再爱这个政权，但这不妨碍他们仍然爱这个国家。
历代统治者都有一个毛病，以为自己是地主，民众是长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民众就是劳动力，可以替代驴子使用，饿死千八百万，战场上伤亡几十万，那就是报表上一数字。只要“我的国”能存在，牺牲多少人也是应该的。将来史书之上，丰功伟绩下，只会有帝王的名字，哪里会记下一个民工。
但谁会舍命弃家的去保卫“你的国”？所以当民国政府为了政权本身而无视它的人民死活时，当领袖蒋把这国家的人民看成他可使用的劳工或士兵的数字时，当他高喊着‘为国家大局你们要牺牲，不惜再死XXXX人’时，他的政权的命运就注定了。
不管朝代变换多少次，最重要的是，我们还记不记得这个民族的历史，还记不记得清前有明，明前有唐，唐前有汉。能记住历史，记住自己是中国人，中国就在。最怕的是，早已经忘了，纵然有，也因为太黑暗太沉重，根本不愿去记住了。
温故，可以知新。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 打我记事起，我姥爷吃饭就特别干净，他总是用馍把盛菜的碗擦的干干净净，干净到那碗都不用刷，直接放碗橱里就行。如果有剩饭剩菜，都是他的，也不分什么菜式，都放到一个碗里，他扒拉扒拉就吃完事了还会说还有没有剩菜了，都给我，别倒掉！以前他年纪还算轻，这么吃很容易吃撑，可是他身体好倒也没什么。如今他80岁了还是这样吃，身体渐渐吃不消，总是让撑的拉肚子，我妈呵斥他说干啥这么吃啊那点饭倒掉又能咋的，他也不吱声，下顿饭照旧。
我姥和我姥爷总给我忆苦思甜，讲当年啊，有灾啊还有日本人啊，大家都跑老日（日本人来了，老百姓躲避日军的轰炸就叫“跑老日） 有钱的人家就弄辆车把细软值钱的打成包袱让牲口拉着跑没钱的人家就只能用腿。那次又跑老日，你姥爷小，就让他坐车上，大人拉着车跑，跑半天一瞅车上，孩子没了？！里外找了个遍也没有，还以为是跑的时候掉半路了，后来扒开车上的包袱一看，你姥爷太小了，车又太颠簸，给他颠到包袱缝里最后压到包袱底下了，最后找到他的时候，他脸让憋的黑紫，小命差点儿不保。我听了总是哈哈哈哈的笑，说唉呀妈呀我姥爷命可真大，就拿这些事当笑话，别的事，不会想。他们说，后来62年的时候，全村的老百姓饿的啊都不行了，人人都是贼人人都偷，那时候什么东西都是生产队的个人没有财产，大家饿的就都偷，偷地里的红薯玉米连草也偷只要能吃，就偷。大人小孩看起来都像是霜打的茄子，面无表情目光呆滞，就那么天天坐在村口晒太阳，摸身上的虱子打发时间。那时候你姥爷好歹是县里酒厂的职工，他是司机，在当年，这是技术活光彩活，经常往外跑，就能捞着吃的。你姥爷又是顾家的人，自己吃一半，剩下的一半就装提包里回家的时候给孩子老人吃。我姥说，幸运的时候还能有白面馒头，别家的孩子都饿的跟条小长虫一样在家趴着，就你大舅，一天天吃的好，胡通通胡通通的疯跑着玩。有天你大舅拿着块馍边走边吃，还没咬两口，隔壁的阿花就窜出来一把抢走你大舅手里的馍，边跑边吃，等你大舅把她从床底下拽出来的时候，馍早让她吃没了，气的你大舅给她一顿揍，阿花还说你揍吧揍吧，反正我吃饱了你揍我就揍吧。我姥说那时候在大街上谁敢亮出来自己有吃的啊，只要亮出来，肯定得被人抢，都是一边跑一边往馍上吐唾沫，等你逮到他了，一看馍上都是唾沫也不能要了，那时候人就是这么活的。我听了，还是哈哈哈哈的笑，好像他俩说的都是天方夜谭。
我没想到，整部电影说的都是河南话，河南话一响起，电影院里就有人笑，边笑边学”你弄啥类呀，你弄啥类呀“。星星被卖到妓院里，跟恩客说”爷，我吃的太撑了蹲不下“，还是有人笑，说咋那么没出息，撑到蹲不下。花枝跟拴柱说”我跟你睡，你把那两块饼干给我吧，睡一次两块饼干，值了”。后来她跟栓柱说“我跟你，让你在饿死前有个媳妇儿”还是有人笑，说这花枝挺贱啊！我们俩一直没有笑，我轻轻地对他说“你知道不，我们那，老人叫小女孩儿都叫”妮儿“叫小男孩儿都叫”小儿“，我姥我姥爷就这么叫我”。我不明白这样的一部电影，为何会有人发笑，如果想笑，为什么要选这样一部电影呢？网上很多人说，这部电影就是在发国难财，龌龊，要抵制，我也很不明白为何会有人这样想， 这样想的人，他肯定不是河南人，他家里的长辈也肯定没有挨过饿。现在的人心都这样了，把一部电影上纲上线，我实在是不懂。电影里的一些情节，一些细节，我想，只有河南人才能懂，就像冯小刚的《唐山大地震》只有唐山人最懂一样。看完了，陶俊延说“你们河南人真伟大，你的爷爷奶奶肯定都是当年活过来的，还有好多死去的。东北人没有挨过饿，就是62年的时候也没有，那时候我们还能吃棒子面。”我什么都没说，我只说“我终于知道我姥爷为啥每次吃饭都把碗擦那么干净了，饿的滋味，只有他最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