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待死者这个问题上,日本人大概跟我国人民差不多,人死为大,入土为安什么的。 但老爷子终归耐不住寂寞,开始拿死人做起文章,于是有了结尾那段癫狂的办公室乱战。对立双方谁都没受伤,只有可怜的茂吉被打成了筛子。头上插着队友的飞钉,不管愿不愿意,还是被架上公车,展开鸡毛一地的追逐战。 最后人各有终,老家伙们连进去之前都那么威风。 唯独遍体鳞伤的茂吉被遗忘在车上。 这段荒诞爆笑的鞭尸梗,真是个绝妙的讽喻。北野武其实是跟自己有仇吧,看到这段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老爷子没有从良,给自己安排的角色应该是茂吉。 大家都是在道上混的正统仁义之士,一辈子风光无量,所向披靡,虽然上了年纪难免出些昏招,走点弯路,但终究是放过了孤儿寡母,保住了晚年节操。 唯独茂吉,曾经最大的成就是躲在茅坑里暗算了某个酒醉的大佬。就连半条腿都埋进土里的时候,还在恬不知耻的用些一拆就穿的把戏搞诈骗,被小混混痛殴,自己的孙女也保不齐,跟在一众大哥身后唯唯诺诺撕贴纸。别人都昂首挺胸并肩走在黑社会的康庄大道上,一不留神就活成了传奇,只有这个人,怎么看怎么可疑。所以茂吉你究竟是如何混进这个全体开了挂一样的迷之团体? 可能连北野武自己都回答不了。老爷子年轻的时候是个段子手,后来莫名其妙当了演员,深夜番给AV女优大赏当主持,画的画在全世界做过巡回展览。混进导演队伍之后,虽然也被捧上过神坛,但那毕竟是在众神落幕之后,还背着些名不正言不顺的指指戳戳。 老伙伴们在街边小店里总结人生,黑泽明,深作欣二,大岛渚们都以高票被表在记单簿上。可茂吉得了多少分,已经没有人会记得。 真是撒鼻息的人生啊,明明都是道上混的,却总有那么几座大山挡在前头,风头出尽,名声挣光,纵使时代变迁,也仍然有着搅风搅雨的本事。而这个从头到尾都形迹可疑的老头却躲在高山的阴影里,始终不得出头。
总得壮烈一次吧,这么想着的茂吉再次钻进厕所,这回避无可避,终于要直面命运。结果就是,被命运当头一棒,打死在了功没成名未就的过去。 北野武桑是在什么时候觉得自己已经死掉了呢?他是否一直觉得自己的灵感就像是蹲在茅坑里等来的天赐良机,跟那些怪物般得同行没法比,随便挥挥手就是腥风血雨。 这个大师当得也太难了,既要守着过去,跟老伙伴们并驾齐驱,还得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里寻得一线生机。 死了倒是干净,两耳一闭,从此是是非非都是身外事。可是老艺术家毕竟不甘心,在拉自己出来鞭尸前,你们都得带上我的面具致个敬。你看,最后不管老的小的旧的新的有多牛逼,还是老子扛在中间让你们无计可施。 能婊我得也只有我自己。这是神的行为艺术,凡人又怎么会懂。 脑瘫粉只知道,不管龙三们有多了不起,我只喜欢这个猥琐又狡猾,浑身都是黑点的茂吉欧吉吉。
山口组成员堀部隆一 的生活现状,与风光不再的龙三有些许相似。
2017年11月底,来自神户县的山口组成员堀部隆一,无意中发现自己投稿的小诗被刊登在最新一期的《山口组新报》上:
“比泄露情报更严重的,是漏尿。”
“这就是你吐的口水?我会喝掉的。多少我都喝,那你敢喝吗?”——除了这种回忆帮派斗争的题材之外,同期刊登的“川柳”,大多透着一股浓郁的小市民作风:
“我的妻子残酷无情,想要播豆种。”
“正月每次见到孩子,我的钱包都会哭泣。”
“年纪大了,医生的诊断很准确。”
……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种与黑帮气质严重不符的打油诗频频登上《山口组新报》,字里行间泄露着一股让人摸不透的中老年失意,让人难以想象——这就是当年那个“菜刀断指”,“筷子插耳”的狠角色。
连《产经新闻》的记者也忍不住调侃:“大佬迟暮,真是比工薪一族还虐。”
是了,跟龙三等一众年老黑帮成员一样,堀部隆一 也走进了日本黑社会的中年危机。
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在日本老龄化危机的大背景下,连黑道组织也开始沦为“老年中心”。据日本警察厅2017年的统计,全国50岁以上的黑道成员超过了40%。
“再加上日本警方的严打,经济又不景气,一些无法加入年金和保险制度的老年极道和同龄人相比,生活更惨淡,”黑帮文学专业户铃木智彦分析到,“于是大家就把这种情绪发泄在机关报上,希望有人一起分担。”
崭新的丰田级别高档车,清一色穿着黑色西服的马仔,造价不菲的通体纹身……这一切曾经让不少极道男孩沉浸在拥兵自重的快意中。
但如今,极道男孩变成了极道老男孩,而种种迹象也表明,“切手指”的时代已随着他们的青春一去不返——世界上规模最浩瀚的日本黑帮,正面临着一道“生存或是毁灭”式的难题:
日本社会的老龄化和年轻劳动力短缺问题汹涌袭来,日本警方也对他们虎视眈眈。
不同于其他地区的黑社会组织要千方百计地隐藏自己,在日本,暴力团体可以合法接受登记,并在法律监控下活动,日本警察厅每年都会发布白皮书,统计黑道成员的人数。
而这一数字,自90年代以来逐步下降:1990年代初,全国有黑帮成员7万人,到了2016年底则只剩下18100人,去年又减少了4600人。
就连号称“4万人军团(含预备成员)”的山口组也严重萎缩,势力只剩四分之一。
“我所属的办公室,现在的组员数只有全盛时期的五分之一不到,好几个直参团体甚至连轮流看守本家停车场的人都没有。”第六代山口组成员说。
这种萎缩不仅与部分成员的入土为安有关,对于多数还横行于世的黑道成员而言,这是“最糟糕的时代”。
近年来,动用武器的惩罚变得愈发严苛。深谙日本黑社会内情的牧师铃木启之说:“组织开始请求参与帮派斗争的伙计们‘努力不动刀,也尽量不开枪’,否则高层们也会被连带关进去。”
因此,如今所谓的“火拼”,只不过是深夜把人塞进车里,或者向敌对团伙的办公室扔个灭火器。
这样的日子就像兑了白开水的奶,“最近喝酒应酬或是唱卡拉OK几乎都在白天,因为晚上容易卷入纠纷,所以实在无聊。”
再加上在组里“没饭吃”,许多底层成员其实都一贫如洗,退出组织的人也越来越多。
“黑道这一途真得让人待不下去了。”黑道成员在纪录片《黑道与宪法》中抱怨。据日本警察厅的资料,仅2013-2016年间,就有2万人脱离组织。
“如果没有新鲜血液进来,一切都将停摆。”
为了招募新人,作为行业标杆的山口组不仅建立了养老金体系,意在激励资深成员为年轻人腾地儿,还把眼光瞄向了互联网。
他们创建了一个名叫“反毒品,净化日本”的网站,页面设计则完全是上世纪90年代的风格, 不少照片是他们在1995年阪神大地震、2011年日本海啸时亲赴现场救灾的场景。
但这种方式对年轻一代“新不良”来说吸引力接近于“0”。
“我们不加入暴力团,也不愿成为暴力团。我们热爱街头,追求自由。”来自北九州的钻石家族创立者阿嘉奈津说。
“头儿说的话一定是对的”、“收了礼物要双倍奉还”、“被打了一定要打回去”、“闯了祸就把自己小指切掉”……以往这些黑社会成员的自我修养以及坚信不疑的科学发展观,在漫无组织的街头地痞眼里已经腐朽不堪。
如今在黑帮内部,要是把事情搞砸了,也无需再切手指,向组织付一笔巨额赔款就完事了。像背叛帮派这种问题,也被看做是像跳槽一样的家常便饭。
即便如今黑道混得十分惨淡,但也无法掩盖一个事实——直到1992年,日本政府实施针对黑帮组织的《暴力对策法》以前,在日本社会上,黑道的存在仍被认为是“必要之恶”。
1973年上映的日本电影《无仁义之战》就以这样一段旁白开篇:“日本败战已经过去1年,虽然战争这个巨大暴力消失了,但是失去秩序的国土上又卷起新兴暴力的漩涡,人们要如何对抗这种失序状态,唯有靠自己的力量(黑帮)。”
二战后,日本国内一片混乱,经济全面崩溃,黑市又被三国人(当时日本对旧殖民地如朝鲜、台湾、中国人的称呼)把持。
为了与认为“战胜国国民无需遵守战败国法律”而四处肆虐的“三国人”抗争,已初具现代黑帮雏形的赌徒、贩夫走卒以及无业人员纷纷联合起来。
以暴治暴的手段立竿见影,当时甚至出现了官方求助黑帮对付三国人的荒诞场面。因此黑道们开始被自尊心已严重受创的国人称为“侠客”、“侠道”。
随后,从战败阴影中走出的日本进入了经济高速增长期。
凭着早期黑市的原始积累和政府的纵容,黑道们也透过“恐惧”,建立起黑白通吃、规范良好的经济事业群。
日本社会甚至还出现了“黑道的活动促进了20世纪60年代经济腾飞”的看法,与此相对,1990年代的经济衰退,有时候也被称作“黑帮衰退期”。
彼时,黑帮在青少年心目中的形象非常好:“他们穿着华丽服饰,开着名贵汽车,在凉爽的酒吧里饮酒作乐,只要身负象征山口组的‘菱形代纹’,手下就会有一帮为自己卖命的年轻组员。”
1990年前后的经济泡沫时代,手上“不劳而获”的钱比谁都多的暴发户就是黑帮干部。在当时大阪的北新地或东京的银座等闹区里,经常可以看到他们挥金如土的身影。
另外,日本黑帮的行事风格独树一帜。他们基本不会危及国家的经济以及大中规模企业的利益,事实上,也极少诉诸暴力,如果确实对某个人使用了暴力,那么这个人通常是另一个帮派的成员。
在1980年代,如果某位帮派成员杀了人,他多半第二天就会拿着枪找警察自首:“这事儿是我做的。”
如此的行事方式为他们赢得了一段时期的生存空间。
当时就连警察也认为黑帮具有一定的作用。“黑社会的谋生方式是在法制和人治之间找到了第三条路,他们在整个社会中扮演一种协调人的角色,虽然其存在方式相当敏感,但却必不可少。”
在进行突击搜查前,警方会提前通知黑帮组织,既是出于尊敬,也是给帮派成员留出时间收拾好犯罪证据。
在2010年之前,黑帮组织会在东京歌舞伎町举行年度“团拜”。他们西装革履,集体出动,在自己的地盘上向每一个人问好。
“街上弥漫着一种微妙的气氛,混合着尊敬,恐惧,愤怒,不知所措以及羡慕。”——这也是日本黑道最后的光景。
随着黑帮组织的触角遍及政商各界,甚至延伸至海外,日本官方的危机感也日益加重,警方发誓,赌上国家的威信也要瓦解这些恶势力。
从2010年起,黑帮年度“团拜”被官方禁止。一股反黑潮也在民间旋即升起,很多商店和公司门口会挂一块牌子,写上:“暴力团追放”,也就是痛打黑社会的意思。
山口组辩护律师山之内幸夫说:“对日本黑帮来说,没有比现在更糟糕的年代了。”
在《暴力团对策法》颁布的20年后,2011年各都道府县也相继推出了《暴力团排除条例》。
它的精髓在于非精准、包围式打击,“你跟黑道来往,你就是反社会势力”。
在这些条例中,不仅黑帮成员无法开银行账户、租房子、进入公共浴场,就连与黑帮成员多次吃饭、聚会、旅行或者打高尔夫的人,都会被警方列入“接触过密”的黑名单。
即使是宅急送,也不敢送到事务所门前。
因为不能开设银行账户,黑帮成员的孩子只能拿着现金到学校交学杂费。这样一来,大家都知道了这个孩子的父亲是黑帮的人。
就连第六代山口组组长司忍,在接受产经新闻采访时也忍不住说:“我们是黑帮,但我们也居住在这个国度里,也是构成这个社会的一部分,我们不仅有父母,还有孩子……可是现在,他们却因为有黑帮的父亲而被欺负和歧视,我知道我们没有人权,但没必要牵连家人不是吗?”
《暴力团对策法》三番两次的修正,再加上各地的排暴条例,许多企业都不敢再和黑道接触,和过去经济泡沫时代相比,如今整个日本黑道的事业规模缩小到原来的二十分之一。
黑道们的金脉越来越匮乏,只能依赖“不正当”事业维生——规模较大的,除了传统黄赌毒项目,也利用P2P网路借贷平台,以及像比特币这样的先端科技进行欺诈。
而规模不大的黑帮团体手法就略显“可耻”,具体来讲,就是贩卖兴奋剂给未成年人,或者专门骗一些“单纯的老人家”。
生存空间所剩无几,越来越多“不想给家人带来困扰”、“有了孩子”、“对组织的高会费不满”,或者,只是单纯因为在帮里待着“无法养家”的黑帮成员选择脱离组织。
曾为第四代组长竹中正久保镳、山口组旗下“义龙会”会长的资深黑道竹垣悟,也于2005年金盆洗手。
长年的极道经历,让他始终挂心于那些焦虑的道上兄弟。2012年,他成立了五仁会——这个听起来也像黑道的组织,其实是个NPO法人团体,专门协助黑道成员和犯罪者回归社会,重新做人。
“现在正是金盆洗手的好时机!”竹垣悟认为,在这个劳动力严重不足的社会,原黑帮成员会更容易找到工作。
但现实并非如此——如果你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只有九个指头、透过衬衫便能看出满身纹身的中年男人,那么你在日本的就业前景将会非常暗淡。
据警察厅的报告,“脱黑人员”的就职率只有2.5%,因为害怕暴力、担心吓跑客户,北九州市80%的企业表示不愿意冒风险雇用“脱黑人员”。
即使脱黑人员找到了工作,也还有令人担心的问题——那就是职场欺凌。
作家广末登在《黑社会与护理》一书中记载了一位名叫小山的护理师,在职业培训期间遭到同期学员恫吓的经历。
2016年12月27日,西日本新闻也刊登了一篇题为《前帮派成员的艰难现实》的文章。文中提到某前黑帮成员,经朋友介绍到了一家电气工程公司工作。可是有一次公司丢了备品,同事们纷纷投来怀疑的眼神,甚至当面辱骂“罪犯能干什么活儿啊”、“不要脸的东西”。
就这样忍了三年,他最终打了上司一顿然后离开了公司。
3年前,希望养老不想再生事端的老年极道吉田退出了黑帮组织。然而根据“原暴五年条款”,即使他脱离了黑帮,但在法律层面上,5年内他仍然是道上人。
不久前,吉田因为“向店员隐瞒黑道成员身分购买手机”而被警方带走。
监狱里没有黑得骇人的丰田商务车,也没有令人疲惫的猫鼠游戏。此刻,戴上手铐的吉田,正在蓝天白云下的监狱运动场上,看着自己平生最爱的棒球赛。
“我的身体也在这里的警官照顾下,定期服药,越来越健康。但是我不敢让我妈妈知道我被关。妈妈93岁了,入狱时我骗他说我要去中国做生意,听我小孩说,妈妈虽然已经痴呆了,但还记得她有一个‘在中国做生意’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