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死不如赖活着(2003)
简介：
- 本部纪录片直击“艾滋病”这个敏感而恐怖的话题，以跟踪拍摄被感染的马深义一家为整条线索，赤裸裸的向我们诉说着，这个家庭面对生死的生活原态和他们的心路。上世纪90年代，在河南省南部的一些乡村中，很多村民在卖血脱贫的鼓惑中，因为卖血感染了艾滋病。马深义一家就住在文楼村。一家五口，除了大女儿马宁宁以外，整个家庭都是艾滋病的受害者。纪录片从2001年的春末夏初开始，历经盛夏、深秋、严冬，一直到春节，讲述艾滋病带给整个家庭的这场灾难。
演员：
影评：
- 关于这部片子，我能告诉你的，不外乎为一个悲剧性的家庭故事。这样的故事，在当时的河南省上蔡县芦岗乡文楼村艾滋病“重灾区”，几乎每天都在上演。那些天，在死亡阴影笼罩下，人们每天都在告别，习以为常街头同时出殡的队伍，此起彼伏的哭泣声；而在四周惴惴不可终日的恐慌中，五人就有四个都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被死神扼住咽喉的一家人，面对可以预见的死期，他们将该如何存活？
故事并没有因为AIDS变得意外悲壮，镜头始终节制，这样一个独特的题材，导演并未用力。同期采访小心翼翼，不带任何侵略性，只问小孩已经感受到的问题。导演的谨慎使得该片持有了强烈的纪实性，画面简单拙朴，却真确传递了马深义一家面对生命终极层面的展现，直入人心。
“夏至”、“大暑”、“中秋”、“霜降”、“立冬”、“冬至”、“春节”，导演用了二十四节气的轮回来剪辑影片，草木兴衰短短一年，马深义一家所经历的悲欢离合足以让大女儿马宁宁懂得什么叫骨肉分离、什么叫生离死别。二女儿马荣却还浑然不知，无法了解妈妈的逝世的事实，追问着爸爸为什么不用再去西头的卫生所；最小的孩子马占槽，虽然每天都要拉几次稀，也慢慢学会扶着小车子行走。春节那会，马深义给孩子们都穿上了新衣衫，二女儿唱着“新年好呀，新年好”，这个家开始有了欢声笑语，马深义也谈到再婚的事情，“这事成不了，她意思上嫌我小孩多”。但是他看得开，再怎么穷苦都不能丢孩子，马妞成绩好就该奖励。按照习俗，墙上贴的是紫色的对联，明年是绿色，后年就是红色的，但谁又能保证呢？想到孩子的未来，会让人们心里发凉，这个家庭唯一幸存者马宁宁，被询问到照顾弟弟妹妹为什么不害怕被家人传染上时，低着头没有吭声。
影片开始母亲雷妹躺在床上歇斯底里的喊叫，她说这样能让心里舒坦一些，迄今这位善良的农妇也不清楚到底艾滋病是什么东西，她只能靠一遍遍的拜祭神牌来缓解内心的痛楚——她和丈夫是卖血感染，两个孩子是母婴传播感染。一直愁眉不展的母亲只有在说到年轻时“红火”的情景，脸上终于有了一时笑容。但她无法逃脱未来的残酷，孩子的病始终压在她心头，以至后来死去后都无法瞑目。讲到心里的苦时她张开双臂用尽力气在空气中猛的一抓，让人不禁凛然一惊。而马深义在妻子去世之后，挑起了整个家庭的生活重担，默默承受命运的不公。影片在美国放映时观众说马深义要是在他们国家就是个英雄，但在中国，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一场疫病发生，数以百计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家庭土崩瓦解，如果没有记录，没有寻访与见证，人类对于自身命运的关注，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将失去记忆的土壤，生命本质的探讨会越来越浅薄，越来越冷漠。
中国的“新记录片运动”始于1980年代末期，DV的出现释放了被过往技术束缚住手脚的人们，激情喷射而出，所有这些被内心疼痛搅动得坐立不安的人们，扛起一台机器，止住了迷惘的蔓延，对人性发出尖锐的审问。他们选择了一条颠簸流离的坎坷道路，不再躲在体制内拍着一些无关痛痒的片子，依靠独立力量甚至是冒着生命危险向我们展示生活的真相，置身其中记录生、老、病、死，记录爱恨纠缠和世事无常；他们也会被生活的真相时时拷打着良心，当陈为军举着DV拍着苍蝇在躺在拖车上雷妹口中进进出出，当他在丰收的院子看到天真烂漫的小孩嬉戏、马深义独自一人冒雪上百日坟时，内心不是没有过挣扎，但是，他坚持着，因为这是他所要背负的责任，作为一个记录者。
影片只采用了两段配乐，是陈为军请一位原军队文工团老人唱的，他的儿子和儿媳也因艾滋病去世。戏曲分别是上蔡县《张产儿》和老人自编的关于文楼村被艾滋病侵犯的小调词曲，苍凉朴实，久经不息。 - 转载片中的简介：
陈为军的纪录片《好死不如赖活着》2004年从1100部提名影片中脱颖而出，成为第63届美国广播电视文化成就奖（PEABODY AWARD）２９部获奖影片之一。这部86分钟的记录片，没有故事，没有情节，没有背景音乐，没有字正腔圆的叙述，没有宏大的场面，整部影片就在一家艾滋病人的小院，反映一个贫穷的艾滋病患者家庭的日常生活。影片制作简陋，却花费了陈为军一年多时间。他是摄影师，又是导演，还要顾及灯光、录音、采访，整个剧组就是他一个人。很多观众在观看影片时，心胆俱裂，泣不成声。那只是镜头前一个艾滋病家庭的故事，镜头后面的故事更为惊心动魄。
陈为军说：“我想跟踪拍摄一个艾滋病人家庭，通过记录家庭成员陆续死亡过程中发生的事，反映生命的平等和尊严、母婴传播对生命的残酷戏弄。希望社会能够理解艾滋病人不是异类，他们比正常的生命更需要理解和支持。”
为拍此片，陈为军四次被抓被软禁并受到严厉的询问警告和上层的政治压力，差点丢失赖以为生的工作岗位。为了完成这部影片，他不得不多次装扮成一个农民，用化肥袋子装著摄像机，步行十里，胆战心惊地潜入村子，
在其他病人和村民的掩护下，偷偷地进入要拍摄的家庭，然后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不敢迈出这个农家小院半步。陈为军除了政治上的压力，同时得承受自己内心的挣扎，万一被艾滋病毒传染上了怎么办？从刚开始害怕被蚊子叮咬，
后来因为吃了艾滋病人给他的黄瓜，并在咀嚼时咬破了舌头而恐慌不已，甚至想到如何给自己办后事，直到把镜头对着死去的艾滋病人，害怕得想扔下镜头逃跑。他想到可爱的女儿才刚上小学，他的妻子温柔体贴，
一个完美的家庭很可能因此而支离破碎。他写道：我怕的是一个“死”字，这是一种对生命突然终结的恐惧。
导演陈为军自述：关于《好死不如赖活着》
在上蔡县文楼，艾滋病疫情最早是由武汉中南医院一个白求恩式的老教授——桂希恩发现的，我跟他多年以来有很好的关系。2001年四五月份的时候，他邀请了5个病人到武汉去，他的想法很简单，因为这5个人都同意面对媒体，他就想社会上能捐点款，给他们一些帮助。这5个艾滋病人里，就有我后来拍的马深义一家——马深义、雷妹和马占槽（片子里他正在学走路）。
在武汉的时候媒体都围着他们。我和桂教授关系比较好，能够和他们见得上面。我对马占槽印象非常深，因为我的孩子也不大，首先就想生命平等这个事。这样一个生命诞生出来，已经带了HIV病毒，HIV已经决定了这个孩子不会走远。他也是父母生下来，给他一块饼他可以吃饱，给他一口水他就不渴，整天可以乐呵呵到处跑。但慢慢地懵懵懂懂地他就这么死了，他其实非常无辜，完全无辜地在世界上走这么一趟炼狱之旅，对孩子来说非常不公平。
开始我想得很简单，就想把这个事做出来。他们的家庭也非常典型，马深义夫妻俩是病毒感染者，他们的3个孩子里面有两个也没能幸免，马深义的父母，他的哥哥嫂子也是感染者。我跟马深义讲，能不能拍个片子，拍你。他当时就答应了，把一个电话号码给了我，是他们村的一个公用电话。 这个片子拍到中间的时候有好几次差一点就停了。遇到一些干涉，也说不上是什么部门。他们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谁检举一个记者就可以得到50块钱的奖励。我一次一次被逮了以后，就只好偷偷地溜进去，躲在他那个小院子里不出来。因为这个原因，片子里面几乎全部场景都集中在小院子里。马深义给雷妹上五七坟的时候，我跟着出去了一次，那次也冒了很大的风险；另外就是春节的时候有一点外景，因为春节放假，工作组不在村里；还有大雪的场景，因为下大雪，村里的路很难走。
我每次去是从县城步行过去，要走个把多小时。基本上都是从玉米田里穿进去，到我那个房东家里以后，把机器装好，往化肥袋子里一装，找我的病人朋友先提到马深义家，我再从另外一条路偷偷地溜进去，最好装得像个农民。我的片子没有涉及到疫情，我就是拍了一个家庭。遇到阻力时，他们唯一的说法就是不能报道疫情，他们主要是按照这样一种说法在限已开始马深义喊我老陈，后来改口喊我陈大哥，就从他老婆死的那天。那天我是凌晨4点赶到的，当时就我和马深义两个人在尸体旁边，拍摄的时间只有两三个小时，6点的时候火化的人就来了，我就得躲起来。我当时说：“唉，雷妹死了很漂亮”，那是真心话，我看她受了太多的痛苦，她死了以后脸色反而非常好。第二天火化的人走了以后，我又过去，马深义就说了一大段话，讲她老婆死的过程。我觉得那时候他那种来日无多的恐惧已经压制不住了，他就想给我讲。恐怕只有在现场拍的人，才能感到那种雷妹死以后的气氛，再加上他那种话语，对任何一个人都存在的死亡的压迫，那是非常可怕的。
我和村里其他人也有接触，交了一些朋友。我住在另外一户人家，他们也卖过血，是全采，检查过一次，说没有感染病毒。晚上我只要在那个地方住，固定的有五六个病号，吃完饭后找我聊天。他们不停地问我这，问我那，城里面吃什么饭啊，空调是个什么东西啊，他们很多人火车都没有见过。我接触他们时间长了，知道他们特别善良。他平常递给你一支烟，不会把烟卷给你拿出来，他把烟盒递给你。因为我的活动范围特别小，镜头特别单调，一直就在那个小院子里面。我想剪出来看看还像不像个东西。
开始剪的时候我想了很多，各种各样的开头结尾，怎么样布局。还是受传统纪录片观念的影响，想剪一个情节出来，但剪出来以后更加支离破碎了。现在它的结构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就是用了农历的节气。我桌子上有个台历，每次我去的时间都标在台历上，我就发现我每一次去基本上都暗合了一个节气。雷妹，一个默默无知的农妇，是死在霜降，草本植物的大限；而夏至到大暑是天气最狂躁的一段时间，马深义的情绪也特别不稳定，因为雷妹躺在那儿，时时刻刻在刺激他，预示着他的未来。到春节，感觉上已经是相当平和的一家人，马占槽学会走路了，马妞也开始知道她妈妈的病。我也是在年初开始剪以后才发现有这样一个过程。后来片名叫《好死不如赖活着》也就是这么一个想法。
我觉得这个片子最成功的地方，是马深义这一家，面对这样大的一个灭顶的灾难，他们表现出来的最符合生命本真的一些东西。死对马深义来说，应该说是一个很大的解脱。但是他没有，他还有孩子，他还要教孩子走路，给孩子吃饭。他们也知道艾滋病会死，周围就有那么多人在死去。他们只有对生命最简单的要求，像雷妹说的，只要有吃有喝就行了。
我看现在国内的一些纪录片，基本都是伪民俗的东西，加一个环保或者山区教育的标签，从来不触及到真正的生活。还有一种就是翻故纸堆，用过去的老照片，老电影，再加一点貌似哲学思考的解说词，就成了再现历史的一个东西。在目前这些东西最保险，却也没有任何责任感，现在的纪录片到底该面对什么呢？
我关注的是一个人，一个家庭，如果有人说我这个题材取了巧，那可以把艾滋病的符号去掉，可以说这家人得了肝炎。那你还是可以感受到生命面临灾难的时候，人们本能的一些反应，还有人经过生命的磨砺最后坚持走下去的东西。而我最希望的，是有那么一个好心人，为以后有可能成为爱滋孤儿的孩子，设立一个成长基金，让他们能够长大。
内容提要
马深义一家住在上蔡县文楼村，他的家庭就是爱滋病的受害者。他们一家五口人，有四人感染了艾滋病，只有9岁的大女儿是健康的。《好死不如赖活着》讲述的就是这个家庭的生命故事。
影片的镜头从2001年的春末夏初开始，历经盛夏、深秋、严冬，一直到春节，近距离地拍摄了马深义一家面对爱滋病和死亡的人生经历。
夏至：马深义的妻子雷妹面对已经发病来日无多的现实，已经完全崩溃。在镜头面前，她时而歇斯底里地哭喊，时而神色飞扬地回忆自己当年结婚时的红火风光。马深义无奈地诉说自己对家庭和孩子的绝望。
大暑：小儿子马占槽因为艾滋病的关系一直在腹泻，已经消瘦了很多。口腔已经溃烂的雷妹已经遇见到自己过不了今年就要死亡，平静地面对镜头安排自己的后事。
立秋：因为弟弟的死亡和妈妈的去世，雷妹的病突然加重，这时的雷妹已经不能起床。每天躺在一个板车上，被马深义推进推出。秋日的下午，已经失去神志的雷妹躺在板车上，苍蝇在她的口里进进出出，她连赶苍蝇的力气都没有了。
中秋：今年的玉米是个丰收年，小院子里的玉米堆成了孩子们的娱乐场，垂死的雷妹被拖到诊所打吊针，孩子们暂时忘记了家庭的灾难，欢乐的笑声飘荡在玉米堆上。中秋节的夜晚，劳碌了一天的马深义照顾自己的几个孩子。
霜降：在这个清冷的秋夜，草本植物的大限的节气中，雷妹去世了。面对妻子痛苦的死亡过程，马深义恐惧到了极点，他忍不住对着镜头诉说自己对死亡的恐惧。
立冬：雷妹死后的马家，因为家中少了一个痛苦挣扎的标本，重新归于平静。马深义对金钱的看法也因为雷妹的死亡开始有了变化。在上“五七”坟的时候，已经懂事了的马宁宁的哭声萦绕在初冬的田野上。
冬至：在雷妹百日坟的前后，下了一场大雪。这时的马占槽已经会走路了。
春节：马深义给自己的孩子买了过年的新衣，一家人暂时忘了艾滋病带来的痛苦，开始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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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懂得了“伪纪录片”的定义，明白了摄影机的力量，无需花哨的布景、无需巨资的投入、无需字正腔圆的旁白，简单真实地记录却能让观者更多去思考人性、尊重每个生命，更让人敬佩的是导演陈为军的勇气和敬业（特此转载电影的简介，简介的内容更令人感动）。
镜头前的故事都是一幕幕震撼的画面，镜头后的故事更引人深思。 - 我觉得这个片子最成功的地方，是马深义这一家，面对这样大的一个灭顶的灾难，他们表现出来的最符合生命本质的一些东西。
开始我想得很简单
在上蔡县文楼，艾滋病疫情最早是由武汉中南医院一个白求恩式的老教授──桂希恩发现的，我跟他多年以来有很好的关系。
2001年四五月份的时候，他邀请了5个病人到武汉去，他的想法很简单，因为这5个人都同意面对媒体，他就想社会上能捐点款，给他们一些帮助。这5个艾滋病人里，就有我后来拍的马深义一家──马深义、雷妹和马占槽（片子里他正在学走路）。
在武汉的时候媒体都围着他们。我和桂教授关系比较好，能够和他们见得上面。我对马占槽印象非常深，因为我的孩子也不大，首先就想生命平等这个事。这样一个生命诞生出来，已经带了HIV病毒，HIV已经决定了这个孩子不会走远。他也是父母生下来，给他一块饼他可以吃饱，给他一口水他就不渴，整天可以乐呵呵到处跑。但慢慢地懵懵懂懂地他就这么死了，他其实非常无辜，完全无辜地在世界上走这么一趟炼狱之旅，对孩子来说非常不公平。
开始我想得很简单，就想把这个事做出来。他们的家庭也非常典型，马深义夫妻俩是病毒感染者，他们的3个孩子里面有两个也没能幸免，马深义的父母，他的哥哥嫂子也是感染者。我跟马深义讲，能不能拍个片子，拍你。他当时就答应了，把一个电话号码给了我，是他们村的一个公用电话。
我一次一次被逮
这个片子拍到中间的时候有好几次差一点就停了。遇到一些干涉，也说不上是什么部门。他们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谁检举一个记者就可以得到50块钱的奖励。我一次一次被逮了以后，就只好偷偷地溜进去，躲在他那个小院子里不出来。因为这个原因，片子里面几乎全部场景都集中在小院子里。马深义给雷妹上五七坟的时候，我跟着出去了一次，那次也冒了很大的风险；另外就是春节的时候有一点外景，因为春节放假，工作组不在村里；还有大雪的场景，因为下大雪，村里的路很难走。
我每次去是从县城步行过去，要走个把多小时。基本上都是从玉米田里穿进去，到我那个房东家里以后，把机器装好，往化肥袋子里一装，找我的病人朋友先提到马深义家，我再从另外一条路偷偷地溜进去，最好装得像个农民。我的片子没有涉及到疫情，我就是拍了一个家庭。遇到阻力时，他们唯一的说法就是不能报道疫情，他们主要是按照这样一种说法在限制我。
一开始马深义喊我老陈，后来改口喊我陈大哥，就从他老婆死的那天。那天我是凌晨4点赶到的，当时就我和马深义两个人在尸体旁边，拍摄的时间只有两三个小时，6点的时候火化的人就来了，我就得躲起来。我当时说：“唉，雷妹死了很漂亮”，那是真心话，我看她受了太多的痛苦，她死了以后脸色反而非常好。第二天火化的人走了以后，我又过去，马深义就说了一大段话，讲她老婆死的过程。我觉得那时候他那种来日无多的恐惧已经压制不住了，他就想给我讲。恐怕只有在现场拍的人，才能感到那种雷妹死以后的气氛，再加上他那种话语，对任何一个人都存在的死亡的压迫，那是非常可怕的。
还有一段印象比较深。下雪天的时候去，马深义突然就说了一句：“听说得艾滋病的小孩只能活到4岁”，当时我就觉得，一个爸爸在给自己子女的生命划一条界限的时候，他的脑子里对死只有过了上万遍的时候才能平静地说出这句话。
我和村里其他人也有接触，交了一些朋友。我住在另外一户人家，他们也卖过血，是全采，检查过一次，说没有感染病毒。晚上我只要在那个地方住，固定的有五六个病号，吃完饭后找我聊天。他们不停地问我这，问我那，城里面吃什么饭啊，空调是个什么东西啊，他们很多人火车都没有见过。我接触他们时间长了，知道他们特别善良。他平常递给你一支烟，不会把烟卷给你拿出来，他把烟盒递给你。我春节在那个地方过，大年三十晚上，拍完了我就想回家，老婆孩子还在武汉呢。当时哪有车啊，他们村有一家有一辆农用三轮车，我那几个朋友一听我要走，就出去找那人把车子开过来，六七个人，一直送我到县城，帮我谈价，最后包了一个小面包，一直把我陪到驻马店，又连夜回去过他们的年。春节过去以后，等于一个小的轮回结束了。
纪录片到底该面对什么呢
有一个细节对我冲击很大，促使我把片子剪出来，就是现在片子最后，对马妞的一个采访。当时她站在门边，怀里抱着弟弟，妹妹站在旁边，我问她：“你怕不怕弟弟妹妹传染你啊？”她立刻说“不怕”，我接着问“为什么不怕”，她就不吭声了。我想剪出来，也是验证一下前段时间的拍摄。因为我的活动范围特别小，镜头特别单调，一直就在那个小院子里面。我想剪出来看看还像不像个东西。
开始剪的时候我想了很多，各种各样的开头结尾，怎么样布局。还是受传统纪录片观念的影响，想剪一个情节出来，但剪出来以后更加支离破碎了。现在它的结构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就是用了农历的节气。我桌子上有个台历，每次我去的时间都标在台历上，我就发现我每一次去基本上都暗合了一个节气。雷妹，一个默默无知的农妇，是死在霜降，草本植物的大限；而夏至到大暑是天气最狂躁的一段时间，马深义的情绪也特别不稳定，因为雷妹躺在那儿，时时刻刻在刺激他，预示着他的未来。到春节，感觉上已经是相当平和的一家人，马占槽学会走路了，马妞也开始知道她妈妈的病。我也是在年初开始剪以后才发现有这样一个过程。后来片名叫《好死不如赖活着》也就是这么一个想法。我想人们很少有机会直面一个艾滋病人，更没有机会直面一个艾滋病家庭，绝对没有机会进入到有这么多艾滋病人的一个家庭，看看他们怎么样地去度过一个春夏秋冬。我想用我的眼睛，用XL1的镜头，让很多没有经历过这种灾难的人，看到他们内心深处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这个片子最成功的地方，是马深义这一家，面对这样大的一个灭顶的灾难，他们表现出来的最符合生命本质的一些东西。死对马深义来说，应该说是一个很大的解脱。但是他没有，他还有孩子，他还要教孩子走路，给孩子吃饭。他们也知道艾滋病会死，周围就有那么多人在死去。他们只有对生命最简单的要求，像雷妹说的，只要有吃有喝就行了。
我最近又去了一次，马荣已经发病了，不行了。我还会跟着拍，如果没有很大的阻力，我会一直跟下去，开个头不容易。我的一个想法就是几年以后，也许这个家庭只剩下马妞，她的亲人，像时空轮回一样，一个个都会走。这个片子能拍到这一个小孩把她家里亲人一个个都送走的时候，至少是五六年以后了。
我看现在国内的一些纪录片，基本都是伪民俗的东西，加一个环保或者山区教育的标签，从来不触及到真正的生活。还有一种就是翻故纸堆，用过去的老照片，老电影，再加一点貌似哲学思考的解说词，就成了再现历史的一个东西。在目前这些东西最保险，却也没有任何责任感，现在的纪录片到底该面对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片子最成功的地方，是马深义这一家，面对这样大的一个灭顶的灾难，他们表现出来的最符合生命本质的一些东西。
我关注的是一个人，一个家庭，如果有人说我这个题材取了巧，那可以把艾滋病的符号去掉，可以说这家人得了肝炎。那你还是可以感受到生命面临灾难的时候，人们本能的一些反应，还有人经过生命的磨砺最后坚持走下去的东西。
而我最希望的，是有那么一个好心人，为以后有可能成为爱滋孤儿的孩子，设立一个成长基金，让他们能够长大。
（根据陈为军口述录音整理）
陈为军说：“我想跟踪拍摄一个艾滋病人家庭，通过记录家庭成员陆续死亡过程中发生的事，反映生命的平等和尊严、母婴传播对生命的残酷戏弄。希望社会能够理解艾滋病人不是异类，他们比正常的生命更需要理解和支持。”
为拍此片，陈为军四次被抓被软禁并受到严厉的询问警告和上层的政治压力，差点丢失赖以为生的工作岗位。为了完成这部影片，他不得不多次装扮成一个农民，用化肥袋子装著摄像机，步行十里，胆战心惊地潜入村子，在其他病人和村民的掩护下，偷偷地进入要拍摄的家庭，然后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不敢迈出这个农家小院半步。
陈为军除了政治上的压力，同时得承受自己内心的挣扎，万一被艾滋病毒传染上了怎么办？从刚开始害怕被蚊子叮咬，后来因为吃了艾滋病人给他的黄瓜，并在咀嚼时咬破了舌头而恐慌不已，甚至想到如何给自己办后事，直到把镜头对着死去的艾滋病人，害怕得想扔下镜头逃跑。他想到可爱的女儿才刚上小学，他的妻子温柔体贴，一个完美的家庭很可能因此而支离破碎。他写道：我怕的是一个“死”字，这是一种对生命突然终结的恐惧。
题记：
只要你看过，相信你会从此重新审视人生
――――卡夫卡·陆（Kavka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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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柴静20060305的博上有这样的话：温总理说“去年我去河北视察，没走安排好的路，看见路边有一个老农民坐在那儿，身边放着一具棺材，我下车问，他说是生了病，实在没钱，只好把自己的棺材板拿出来卖了。我拿了500块钱给他，让他回家去。我说这个事情的意思，是想说中国大地上的事情是无穷无尽的，要执着，不要在意一城一池的得失”
关注所有人平等的生命权，关注农人的甘苦，我们共和国许多年来发展都是在搁置农人利益的前提下进行的，而今，更多丧失土地的农人他们将有怎样的未来，进城不是办法，靠挤兑工人微薄的收益赢得更加卑微的生活不是一个理性政府应该做的，农人的前途在于地和副业，在于国家对于他们的综合保障，当我看见《好死不如赖活着》里生了三个娃，其中二个是艾滋病孤儿的上蔡县文楼艾滋病夫妇马深义一家家徒四壁的日子，我想到的更是艾滋病以外的东西。
为什么，这样一个贫困家庭，还要3个娃，是什么阻止了计划生育政策的贯彻，是什么让农人死死守着“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
是政府对于他们的忽略让他们不得不选择了“一代还一代的”繁衍方式养育男丁当成年老时候的“银行”，倘若他们有了必要的保障，有了必要的钱财进行教育，有些观念是可以改变的。
真话，在盛世的高楼下去俯瞰弱势需要良知的自觉，记录片的立场容易，可是表现不容易，任何国家都有雷区和禁忌，记录片重要的不是剪辑上的花哨与否，而是它表现的是不是一种良知和社会责任感。
你现在看《好死不如赖活着》或许会轻描淡写说一句这只是真实自击，可是我们需要记住这部记录片的年份。
我们可以在当下揣度导演的种种目的，可是，当年你是否有这样的勇气。
感谢陈为军的镜头，不仅仅是这个题材，更重要的是悲悯，有观点认为秋收玉米堆的镜头过于刻意，然而，我却认为记录片虽然不应该过于抒情却也应该给所有绝望的生命一点光亮。
即便是萤火虫它也有光耀灿烂的一刻，这样的亮光就像新娘脸上的喜悦（应对导演对于雷妹的论述），影片因为当时条件的限制只能在农家小院拍摄（内景的灰暗就和金色的秋天和春节的瑞雪有了比较）。
我震撼的不是一家五口四个艾滋病的惨，而是，他们面对死亡的平静，相信所有的人都会对飞舞在雷妹脸上的嗡嗡飞翔的苍蝇无法忘记，面对绝症他们一家没有怨言，有的只是平静的承担。
有些事情你必须和在一起看，当你听过《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导演阐述你应该接着看《银河》和《晚安，好运》问题是自己发现的。
导演的可贵在于他没有止步于悲情，他在那么灰暗的调子里依然表现了农人顽强的求生欲望和善良的本性。
我感动于一个细节，马深义对待自己同样是艾滋病携带者的小儿子的父爱，那是一个被病魔诅咒过的孩子，面对村里人让他扔掉孩子的话，他依旧承担父亲守护神的责任、
雷妹的形象让我明白枯槁的含义，而这样的死亡也是我第一次看见，150圆的寿衣和躺在稻草上的已经脱了人样的尸体，默默在一边守灵的丈夫，甚至没有哭声却让我们感受到最大的痛楚。
同样，影片里两个安全套厂家赞助的公益广告也揪人心肺，有时候平常人的生存境遇更能打动人心。
虽然真实有时候不尽如人意，但是，因为它没有掺杂虚伪更能打动心灵，真实是可贵。
（之一，未完待续）
感谢现象工作室提供片源
【附录：影片资料】
《好死不如赖活着》 2001中国独立记录片
英文名：To Live Is Better Than to Die
编导：陈为军
剪辑：范立欣
拍摄对象：上蔡县文楼马深义、雷妹（已故）和他们的三个孩子
片长：86分钟
设备：佳能XL1
奖项：2003美国广播电视文化成就奖、2004英国国家最佳纪录片奖等
个人评价：艺术性8.5，欣赏性8（一部良知的记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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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3月14日 星期二 下午22时18分 云间 寒鸦精舍
独立影评人：卡夫卡·陆（Kavka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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