酝酿这篇文章半个月了,迟迟没动手,我习惯了用影像表达,文字比较弱。惭愧学生时代还做过“文学梦”,还写文章写小说投稿,遭遇退稿多了,打击多了,梦想就变了。小时候喜欢看露天电影,特别是香港武侠电影启蒙了我,上大学我疯狂痴迷电影,文学和电影有很多共同点,只是表达的介质不一样而已。
这篇文章不只关于电影《矮婆》,关于我个人,关于社会,关于行业等。或许有点杂乱,想说的话有点多,文章有点长,我尽量梳理表达清楚。
感谢我大学时光,明确了我想做的事,所以我的人生很难被安排,这是很幸运的事。虽从业早期有迷茫,困惑,质疑自己,但一直有一个方向和目标,所以毕业十几年来,一直过得比较充实。
上大学我不敢跟同学说我想当导演,想拍片子,怕他们笑话我,我高中大学都是学理工科的。我大学期间,整天就不务正业,泡图书馆,疯狂看电影,不喜欢的科目还常翘课,考试常挂科,所以我不是传统意义的好学生,也不是啥学习榜样,欣慰的是,我并没有荒度时光。
刚毕业几年,老辞职回村拍纪录片,刚开始父母不支持,当然,没把我赶出家门,已经是很大的支持了。后来父母家人慢慢也理解了,更多是出于无奈,管不了我。
可能电影看多了,就想拍,拍剧情片门槛较高,拍纪录片门槛不高,特别是当今数码高清时代,设备不是大问题,关键得有想法,有创作的欲望。拍啥,拍最熟悉,最了解,最能触动我,最想表达的,那就是家乡的人和事。
2005年,我高三暑假,跟堂哥学摄影,我用胶片拍的一张照片(下图),这就是我出生成长的地方,照片里第一座房子就是我家,这个地方叫“棉花沙”,以前是种棉花的地方,“沙”在老家是土地的意思,我祖先在这里盖房子,后来生下我。
我早期的作品,就拍老家的人和事,电影《矮婆》大多取景也是在老家,当时四五十号人的剧组,也是吃住在我家。为什么讲这个,《矮婆》有浓浓的故土情节,除了关注社会和当今,也算是致敬我的童年,很多情节改编我的童年往事。
改革开放后,极速变革的中国,城镇化很厉害,我老家村庄也不例外,变化很大,还好,还不至于面目全非,回去还能找到承载回忆的东西。我一直在努力做有生命力的作品,希电影《矮婆》除了有点文献价值外,也希望更多人找到回忆的共鸣点。
《矮婆》是关注乡村,关注儿童,关注教育,也探讨关于农民工孩子上学问题。这些话题,我之前纪录片就有关注和探讨。我不安分,创作爱折腾,非得折腾一部剧情片,拍《矮婆》虽不易,但想要的感觉,想要的风格都有了,包括想上映,都已满足,心愿已了,也就没有后悔了。这过程,需要感谢的人太多,后面再细说。
我出生于乡村,父母在家种地很难维持我姐弟三人上学,虽艰难,但我父母特别重视教育,以至于我上学压力再大,不敢乱来,不敢太叛逆,怕辜负他们。当我去了大城市上学后,再回头看自己的家乡,可能就没那么习以为常了。
为什么乡村教育资源这么匮乏,为什么师资力量跟城里差距这么大,为什么代课老师那么点工资还常拖欠。中国经济发展,掏空乡村,让这么多孩子留守,但为什么不能好好反哺乡村,特别是乡村教育。其实农民工也无奈,包括我的父母,被时代洪流裹挟,没有太多选择,挣得了钱,陪不了孩子,陪得了孩子,也就挣不了钱。城市只需要农民工的劳动力,并没真正解决孩子就近上学的问题,还有户籍限制,还受歧视和驱赶。
电影《矮婆》很核心一句话就是“呆不住的城市,回不去的家乡”,每个人的身体和灵魂,都希望有一个归宿。我是2017年因为孩子教育问题,也离开返乡五年的乡村,常住广州,进城看到农民工就很亲切,电影《矮婆》也努力呈现关于农民工和农民工孩子上学问题。
我早期的关注乡村教育和儿童题材的公益纪录片,去过不少高校放映,也是希望影响一些大学生,但最近几年很难进高校放映了,哪怕是公益题材作品。高科技迅猛发展的当今,其实还是很需要人文,要不高科技拿来干坏事,并不造福服人类,就很麻烦。
电影《矮婆》去了几所城市的中学小学放映,包括还有家长带孩子来看,更多当教育片来看,让孩子了解乡村生活,了解中国,培养孩子人文素养,这很好。有些老师和家长就借此教育孩子,意思你们多幸福,你们应该珍惜机会,多好好学习。是的,大城市孩子相对幸福很多,拥有那么多硬件软件优质资源,有些奢华是乡村孩子无可想象的,但这都是他们应该得的吗?当然很多觉得就是理所当然,更不会去感恩和回馈社会。
同一片蓝天下的孩子,乡村出生的孩子可不止输在起跑线上,后面遭遇会更多,比如国内的985、211高校,乡村出生的孩子比例越来越低,其实乡村孩子没法在当今环境下去PK和竞争。我了解的很多乡村家庭,放弃教育,甚至觉得读书无用,现实是他们很难通过读书来阶层流动,改变命运。当然,中层也很焦虑,教育到底问题出自哪里,可能我一拍片子的也解答不了,也就只能用影像作品方式去思考和呈现。我还是坚信,教育是改善和解决社会矛盾最低成本的方式。
希望乡村的孩子能更公平地享受教育资源,生活在这片国土上的每个人,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如果生活在一个很糟糕的社会和环境里,把自己和孩子保护得再好,做到独善其身也是很难。这么多留守儿童能否健康成长,关系你我。
希望国家能建立合理公正的制度,以此界定我们的权利和义务,公平地分配社会资源,并解决各种可能的纷争,从而确保所有人能好好生活在一起。要不社会很难真正稳定,人与人之间很难建立彼此信任的关系。
片子是关注和探讨刚才聊的问题,个人浅谈,但好像扯远了,回归到电影《矮婆》本身。片子是2015年开拍的,2016年拍完,2017年拿到公映许可证,2018年在北京国际电影节举行全球首映。后电影《矮婆》还去了上海电影节,华沙电影节等十几个影展,很好的满足了我的虚荣心。
当然,不只于此,还希望关注社会现实题材的作品,能被更多人看见,才能更好的发声,要不这类片子也就失去了很多意义。最近两年,曾一度想放弃上院线,视频网站发了得了,但最终还是在制片人程以鹏等朋友的努力下,得以上映。
关于电影《矮婆》的缘起,是一位国内拍了多部儿童题材电影的前辈启发,感谢他。回溯到2014年,一位朋友引荐认识,前后也见了多次,前辈一开始就说我拍儿童题材纪录片拍得不错,鼓励我拍一部儿童题材剧情片,还说投资一百万,我也傻不拉几的相信了。我激情满满的写剧本,注册公司,拉团队筹备。他也很给力,2015年就给我申请拍摄许可证,我们也取了片名,叫《云在故乡等我》,编剧也是我的名字。最后这位前辈看了剧本,说太文艺,太平淡,冲突太少。当然,我剧本确实写得也很一般,也没写完,投资更多是市场商业行为,不投我也特别能理解。后来他说出拍摄电影设备,再后来联系他,他就不搭理我了,我也就不好意思再打扰。
当时剧组筹备得差不多了,找不到投资,就自己筹借钱拍,很多导演剧情片处女作不都是借钱,卖房之类,我也可以。把计划去长沙买房的首付花了,夏季拍摄小几十万投进去,到冬季拍摄就已经借了五十多万,感谢亲友的信任和支持。特别是拍摄后期,北京好友晓苏姐的公司也投了几十万,其实不太好找好友投资,因为很可能回不了本。
记得2016年出来样片,我把样片给我申请拍摄许可证的这位前辈看,说要不要投点后期费用,他看了片子,说了很多,就是没投钱的意愿。后来我就直接说了,既然你没投钱,能不能把第一出品方让出来,因为申请拍摄许可证,他们是第一出品方,也就是版权方代表,后续所有发行销售,基本只认第一出品方。那会经济特别困难,为表示诚意,带着样片,借了路费,和制片人从湖南跑北京去跟他谈,他说别急,我给你申请政府补贴,电影扶持基金之类,其实我已不太信任了。和这位前辈沟通多轮,不愿出让,不得已放弃。我们只能重新写个内容简介,更换个片名,片名就叫《矮婆》,重新申请报备,和申请公映许可证。
两年后发现,给我申请拍摄许可证的前辈,拿这片名拍了别的电影了,编剧当然不是我,内容也不相关了。好友发现咨询我,还以为我的电影上映了。关于更改出品方这事,早期伤我太深,不是我不释怀,还是很感谢这位前辈的忽悠,让我勇敢迈出这一步,片尾还特别鸣谢他。
电影圈我没怎么深入,都不觉得自己是圈内人,听说影视圈混子不少,比如三拍人员,刚开始拍胸脯,保证没问题,后来拍脑袋,这事不好办,最后拍屁股,走人了。我一直觉得自己啥圈都不是,常自我介绍就是一位拍片子的屌丝,心里想,自称屌丝,是不是不用那么多虚伪客套。
其实关于影视行业扶持和补贴,很多城市投入不少,但我了解真正做创作的电影人,拿到的并不多。这里面猫腻和水分不少,回扣和公关费太多,我个人甚至觉得这是干扰影视行业市场的行为。这些补贴说白了是纳税人的钱,希望落实到真正拍电影的人手上,少一些套钱,为补贴去创作的作品,补贴出来太多的烂片,也实在对不起纳税人。
有同行说,你这么说,会得罪很多人,哎!我是不吐不快,我这次上映,下次也不知道啥时候,可能也就十年八年拍一部剧情片吧,主要时间精力还是在做纪录片。希望有创作能力和有才华的导演,还是得坚持创作,虽艰难,但不能把市场和话语权让给讨厌的那帮人,行业还是得靠作品说话。
回到《矮婆》片名,乡村习俗是贱名好养好带,所以老家很多男的叫“矮子”,女的叫“矮婆”,类似于“狗剩”“狗蛋”之类。片名受香港许鞍华导演,刘德华主演的电影《桃姐》影响和启发,看片名以为“桃姐”是一位年轻女郎,后来发现是保姆老太太。“矮婆”也不是老太太,是一位父母常年在外务工,生活上还要照顾两个妹妹和一位残疾老奶奶的小女孩。在乡村,父母外出务工不在身边,很多长子如父,长女如母,需要承担更多。
这部电影前期拍完五年多了,感觉像个预言,表演出去打工的,除了主人公小云洁,在社会力量资助下继续上学,其他小男孩都外出务工,早已步入社会了,包括表演的代课老师也真的去打工了,连片中表演去世的奶奶,两年后也去世了。所以当时找他们来表演,状态是对的,本色出演,难怪很多人把这部作品当纪录片看了。
电影《矮婆》得以拍摄顺利完成,感谢我剧组的团队人员,特别是核心主创,当时没钱也来友情支持,不离不弃。整个团队,中途没一个人拍屁股走人不干的,拍片过程中,还忍受我糟糕的脾气。
片子拍摄的每一个晚上,我都是半睡半醒的状态,说梦话,睡梦中梦到第二天拍摄进展不顺利,又出问题,没法解决。我工作太爱较真,工作中不是一个好相处的人。我也是初次拍剧情片,没太多经验,工作上又看不惯不靠谱,关键时候掉链子的合作伙伴。电影制作是环环相扣的,一个部门出问题,其他人都得等着,努力都白费。还有就是赶时间,多一天拍摄,就得多几万块钱,想弹尽粮绝之前,完成所有前期拍摄。
记得2016年初,冬季拍摄在广州杀青聚餐,很开心,我也想借此机会和大家和解下,原谅我的坏脾气 。那晚大家相互敬酒,表示谢意,部门老大发红包,轮到导演组发红包,其实我微信已没钱了,几块钱也不好意思发。筹借来的钱,结完剧组尾款,已经没钱了,当然,要好的核心主创费用还是继续欠着。我只能悄悄的跟制片主任宿文英说了下,替我发了个红包,署名为“导演红包”。
拍电影《矮婆》现场发了不少脾气,骂了不少人,不是骂了我就开心了,其实我也很自责内疚,为什么不好好沟通。拍完《矮婆》好久都不想碰这个片子,特别是刚拍完那两年,至今都五年了,还没勇气启动下一部剧情片的拍摄。这几年都在做小成本的纪录片,这个更得心应手,可以来疗愈我。
我有时也感觉融入社会困难,不善于跟人沟通,习惯网络沟通,有些片子就网盘发。我被父辈兄长批评几次,说我出来社会十几年了,能不能学会跟不喜欢的人打交道,哎,我也在努力修行。
有人问我为什么钟情儿童题材,可能是我智商有问题,比较适合拍儿童,和心智障碍题材。成人世界太复杂,小孩相对简单单纯,没那么复杂,也就没那么多脾气。我其实就一屌丝导演,装不了高大上,工作室和团队也做不大,现已是解散状态,很多还是临时合作,关键我不擅长运营和管理,发工资压力也大。
可能我对这个世界还抱有希望,还有愤怒,还有创作的欲望,借此多创作一些自己喜欢的作品。如果我对这个世界失望了,绝望了,我可能也佛系了,不再创作。也可能这是气话,因为我这人没啥本事,除了拍片,其他好多工作做不了,也没兴趣。
关于《矮婆》的后期也有点漫长,做了差不多两年,剪了三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我和执行导演孙亮剪的,可能是我第一部剧情片,想讲的东西太多,故事和叙事视角都乱。第二个版本是北京电影学院张献民教授推荐的剪辑师,不是剪得不好,从商业和发行视角来看,更好。只是把我想要的感觉和风格剪没了,我很较真,就好比我生一个孩子,发现不像我了,接受不了。最后通过好友郭柯,就是纪录片《二十二》的导演,联系上了台湾的前辈廖庆松老师,廖老师从台湾飞到北京,给我片子修改了一个星期,定剪了。
关于电影音乐,我做习惯了独立纪录片,不喜欢用音乐,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做音乐的预算了。但廖老师说还是想加点音乐,最后引荐了台湾的前辈林强老师做音乐。这两位前辈合作特别爽快,还很谦卑,虽拿了几届金马奖了,知道我们预算少,也没讨价还价,我们也不好意思给太少,因为这样太不尊重劳动成果。
两位前辈主要还是出于扶持新人,廖老师边剪辑边教我,为什么这么剪,注意视角,注意情绪,注意节奏,注意还原电影感觉,注意用写意的空镜头,这我都记得,受益匪浅。最后廖老师不是一秒一秒的删改我的作品,是几帧几帧的修改,尽善尽美。林强前辈也在邮件鼓励我,有种薪火相传的感动,给了我力量。
我个人特别喜欢侯孝贤导演的电影,特别是《童年往事》、《恋恋风尘》、《悲情城市》这三部。电影《矮婆》有点致敬侯孝贤大师的味道,至于拍法和长镜头,早已是前辈玩剩下的。我很意外,也很荣幸,我的剧情片处女作,能请到了侯孝贤导演团队御用的两位前辈加持。
最近两年,因为纪录片《矿民、马夫、尘肺病》的意外广泛传播,不少学生和新人发作品给我指导和提修改意见,我选择性也参与了一些。只是很抱歉,实在太多,没能一 一满足,主要我也要忙创作,还有花一定时间去赚钱养家糊口,毕竟有两个娃。等我创作减少,空闲时间更多的时候,可以更多的参与。
当然,拍片我还是新人,我还在探索和学习,特别是剧情片拍摄。影像创作,只是表达自我的一种方式,一个工具。我有时也在想,有生之年,会不会找到另外一种更适合我的方式,这也不一定。
关于片子参展,有一件事情印象深刻,2018年去西宁的FIRST影展,需要付费包场,做产业媒体场放映,包括我和制片人的交通食宿费用也没有,我跟电影《矮婆》摄影指导肖海平借了两万块钱解决。
在回程的火车上,回想往事,情绪低落,刚来广州两年,很不如意,禁不住泪如泉涌,吓坏了邻座的朋友。当时我还微信跟家人交代后事,那会特别理解胡波导演,选择用一根绳子告别这个世界,选择离去。那天火车终点站到北京南站,我的银杏伙伴冯璐开车到南站接我,特别体贴我,陪我喝酒吃饭,最后醉了,睡了一觉,第二天感觉好很多,特别感谢冯璐。
我是2017年进城来广州的,组建小团队接些偏商业活赚钱,负债五六十万,每年还一点点,去年2020年还清最后一点。其实欠亲友的钱,他们很少催我还,很多还是分笔还的。还钱的时候,多位朋友说不急,说我还年轻,有家庭,还要拍片,需要花钱的地方多,我特别感动。
2016年,我因为拍了系列关注社会的公益题材纪录片,入选“银杏伙伴”,有基金会连续三年补贴,家庭和生活有了最基本的保障,了却我最困难三年的后顾之忧,已经很幸运了。
说起幸运,一直觉得自己很幸运,没经受太多的苦难和坎坷,不像我父辈。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还能养家和活命,还能每年出一部作品,已经很感恩了。
我在关注社会的同时,社会也很关注我,每一个片子出来,背后有很多人支持。包括想在老家为乡村孩子们搭建免费阅读平台,创办四家乡村图书屋,也有一帮好友让我梦想照进现实。所以我每个片子片尾都有长长的鸣谢名单,也有好多不愿署名的,挺不好意思的是,支持者太多,有时还忘记署名,反正我接下来还有新片,到时加上,再鸣谢。
很多自媒体推我片子,喜欢哭穷卖惨,其实我没那么多惨和穷。纪录片行业从业者,确实经济状况不乐观,我也是从事这个行业比较早,拍片子早,有一些作品,积攒了一些口碑和人脉,要不也很难坚持下来。
我家庭基本生活还是有能力保障的,吃住成本不高,虽拍片烧钱,但有造血功能,毕竟会拍视频,大不了多接点商业活,少拍点不挣钱的纪录片。我镜头关注的好多群体,其实他们活得更艰难,相比较他们而言,我觉得自己很幸运了。
至今没房没车,也就没房贷车贷的压力,网友造谣说我深圳有房,财务自由,不要相信我这一套,我不知深圳有房的消息来源于哪里。不过,我投入拍片的资金,也够在一线城市付个首付了。我还想这部电影回收成本,也够我买房首付了,没谁规定我不可以买房。
毕业12年了,我也想给家人孩子更多的保障,可能是我对生活物质追求不高,对吃住穿没哪么多追求,也感谢家人的理解支持。特别在创作和经济的压力下,处于抑郁的状态,家人的理解和包容是最多的,家人是我坚持活下去最大的动力。听说走出抑郁状态下的人,会更坚强,我但愿如此。
我的纪录片作品太过于真实,太关注社会和底层,也时常有质疑,说我不“爱国”,可能对于“爱国”理解不一样吧,有偏差。片子出来就是给大家观看,给大家批评的,很多犀利的批评特别好,也影响了我的创作。
电影《矮婆》豆瓣现今评分有7.7分,在国产影片里算是高分了,我都觉得过誉了,超出我的预期。对我和我作品的造谣和恶意攻击,甚至给我扣帽子,我就不能理解。拍片12年,首次打官司,还是跟一位涉嫌造谣诽谤,乱给我扣帽子的网友打官司。我特别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治”两字,也想践行一下。有时我看网络的一些言论,很不能理解,得有多大的仇恨,才能说出这么肮脏的话来。坚守“法治“很重要,纵容网络这帮喜欢造谣扣帽子的喷子,如果从线上蔓延到线下,那就很麻烦。
我常用纪录片方式呈现问题,提出问题,努力去发声,因为很多群体发声困难,但他们是需要得到关注的。当然,现在沉默的人越来越多,很多朋友劝我少讲话,多拍片,想想也对,影像创作才是我擅长的方式。
面对社会有时愤怒,觉得太魔幻,愤怒让我持续创作,并不我不“爱国”,我和我孩子生活在这片国土上,我不希望子孙后辈生活在一个很糟糕的社会和环境里,想以微小的力量,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希望老了以后,少些遗憾。要不,我拍那么多不挣钱的纪录片干嘛,努力多做商业视频,多赚钱,我自己过得好就可以了,关注啥社会。
我没那么多仇恨,更不会用作品宣言仇恨,我更多的是感恩,也希望我的作品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了解和信任,增进和解,包括跟过去和解。我觉得仇恨会让人失去理智,我讨厌“仇恨”教育,希望教育回归到“人”的教育,所以我作品努力在关注时代,关注个体,关注人,也在努力讲“人话 ”。
最后是关于《矮婆》院线上映,当今是一个流量和看脸的时代,现实生活不易,理解大家更想看娱乐、轻松、愉快的东西。我也知道文艺片,纪录片排片不会多理想,我们也只能尽人事,听天命,希望文化更多元,包括院线排片也更多元。
我和我的团队也基本是年轻的团队,也没多少院线经验,野路子推广,各省直辖市建群,努力给意愿观影观众更多的服务。虽影响排片很难,努力去影响一点,发行预算也极有限,只能发动我个人朋友和志愿者助力宣传。每次不管拍片还是宣发,不少朋友助力,欠下不少人情债,只能互帮互助。
如果排片很不理想,有些想看的观众没法在影院看到,只能说抱歉,你理解一下,等视频网站上线,或者等片源吧。
感谢感恩所有为本片助力的亲朋好友,也感谢即将去影院捧场的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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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矮婆》在今年2018上海国际电影节只有一场排片,在上海影城最小的7厅展映。
映后却有两场自发的鼓掌,第一次是全片结束后的热烈,第二次掌声,大部分观众留到了最后,在片尾所有字幕之后再次感谢、致敬。这让我感动,让导演欣慰,也说明了电影的力与美。
我、吴飞跃(“大象点映”的创始人之一)和导演蒋能杰就站在影城大厅,寒暄了一小会,蒋导马上就要乘火车回广州,十几个小时,为的是能省下1000+的飞机票。讨论的一个核心就是这部真挚、朴实的电影最可能的观众是谁?当然,文艺片本来的受众——文青、大学生、知识分子、关注社会现实的人群会是《矮婆》“自然粉”。然而,电影对当下都市里的小孩子的教育意义会是深远的。这是力量,更是一种关怀。
蒋导是拍纪录片出身,之前一系列关注留守儿童(《加一》、《村小的孩子》、《初三》)、抗战老兵(《龙老一生》、《战魂》)、农村变革的片子都紧抓农村这个主题,在一些重要的电影节获得肯定,甚至奖项。这次他尝试剧情片,深入到湖南农村,在自己家乡附近把镜头再次聚焦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
矮婆是小学生蒋云洁的小名儿,村里人都这么唤她。
她、两个妹妹和奶奶一起生活,眺望遥远的南方才有父亲和后母的身影。“打工”改变了中国命运,揉搓了传统的家庭结构,又关乎每一个个体的当下。打工也是这个偏僻的蒋姓村子最时髦的字眼,带着大家的渴望,也剥去了孩童们应有的陪伴。
矮婆虽是大姐,却还在读小学,沉默寡言,喜欢嘟着小嘴,甚至有些木讷的她每天就是上下学,帮着奶奶整理。爸爸南下广州之前对她的嘱咐,让小小的她多了一份责任,看着两位妹妹,也要照顾年迈奶奶。
她和这部电影一样,贵在真实和细腻。
矮婆是同名的非职业小演员出演,几乎其他所有的角色都是;生活中她有困惑,就如同老师布置的《我的妈妈》这样最普通却又最烦人的作文题目带给她的,逼得她在晚上问奶奶生母是谁;有片刻欢愉,修房的家叔送来的桃子可以饱餐一顿,她不忘分给奶奶,批评妹妹只知道吃独食;还有更多的无奈,英文不好,考试睡着,没钱坐校车,还被聪明又耍乖的妹妹打小报告。而每天早晨她都会为全家准备一个烤红薯,日日如此,之后是拾柴、放牛、洗衣、打玻璃球,偶尔会望着远方发发呆。这样的生活,想必会给城里的孩子们巨大的冲击,无论是蕴含的责任感,农村生活的陌生化,以及所谓“非典型”的成长教育。
电影粗剪了两次,最后一次交给了廖庆松老师(注:台湾著名剪辑师,长年与侯孝贤合作),音乐也是由著名音乐制作人林强老师完成。
现在的版本透过矮婆,深深静穆地凝望这一片农村。男孩子们都蠢蠢欲动,贴着廉价的大海报,染个发都会觉得潮,一个假期可以什么作业也不动,小学还没毕业就要出去打工,即使毫无技术、体力和特长。女孩子们如矮婆,懵懵懂懂,唱的是《社会主义接班人》,舞的是《拾稻穗的小姑娘》,成长完全和远方的父母没有任何关系,或者一夜之间,命运又被他们完全掌控,被送到大城市借读。成年人几乎都出去打工了,只留下小孩子和老人,连学校的老师也会流着泪一茬茬告别学生,也步入打工大潮。
导演蒋能杰没有渲染或者拔高,更没有抒情,或者平添戏剧性,他说
“林强老师的音乐非常棒,可是对情节的预判性太强,我不得不做减法”。
这给我印象非常深。他坚持用纪录的手法,尽量少去干预自然成型的故事和人物。每次都只讲解大致情节,而所有具体人物对话均由演员自己发挥,让演员们根据自己的理解现场演绎,自然会有真情实感。其实,包括王家卫、侯孝贤等大导演都是喜欢这么引导。
《矮婆》前半小时比较平淡,但当你逐渐入戏之后,你会有非常强烈的代入感,与片中的矮婆深深共鸣,跟着她去观察,体验和感受。
电影最感人的地方是奶奶病重之后,让矮婆收好自己珍藏的铁盒(里面其实是自己的寿衣),又交代留下新衣自己慢慢穿,矮婆虽然意识到什么,却并不能真的明白生死就在这一晚,她回头望望床上的奶奶,想说些什么,却并不知道,轻轻掩上门,自此和奶奶阴阳两隔。她一夜成人,在奶奶的葬礼上哽咽,长镜头对准她,记录下最辛酸也朴实一面。相信,每一个观影的小朋友都能在此时体会到如海的亲情,这一刻人性、童性是相通的。
关注留守儿童的电影并不少,之前有《留守孩子》,最近比较有名的《归途列车》,今年有《米花之味》。但蒋能杰的作品却最有连续性,深入性,这次从纪录片到剧情片的转变,不仅仅是在类型上,还在对接市场上,就拿郑大圣在“大象点映”长线放映平台的最新发布会上所言,“任何一部片子,只有放映才有生命。多放一次就多活着一次。”更多的观众来观看《矮婆》,她才会更努力绽放。
蒋能杰导演将这部电影的主旨总结为“待不住的城市,回不去的家乡”。其实这种强烈的异乡感过去总是在大城市弥漫,无数都市孤独的灵魂都会在深夜低吟;现在却也侵蚀到宁静的村庄和幼小的心灵。这虽然不至于可怕,但却不得不叫人忧伤。
《矮婆》中,有好几处矮婆默默凝视村头大树的和原野的镜头,空树寂寥,寒鸦无声,像极了侯孝贤在《好男好女》中对大树的空镜,这种带有人性的追问,相信答案我们已有。
在长沙南站独自看完了整部片子。 片子的节奏缓慢、悠长,光阴也有点灰暗。比较真实的农村留守儿童的现状,例如里面的女主角矮婆作为一个被生母抛下,一直靠奶奶养大的孩子,懂事、孝顺、贴心,童年也过得压抑而自卑。 而所幸的就是奶奶是她们三姐妹的守护神。 奶奶意外辞世后,她们姐妹经历了去广东,然后进不了学校,又回乡村的经历。 对比起矮婆的沉默和内敛,有自己亲身妈妈的妹妹云霞,相对来说比较任性,当然她也比姐姐活的看起来欢快一点。 里面很有意思的一个情节就是她的奖状和小红花。奶奶在世的时候,她把奖状和小红花贴在奶奶的床头。奶奶走后,她想把奖状撕下来贴到妈妈的房间。到了准备去广东读书的时候,她又想把奖状带到广东去,直至最后,奖状又被贴到了老家的土砖墙上。 一个孩子为什么那么在意一张奖状呢?因为这张奖状几乎是一个缺乏关注和关爱的孩子全部的价值呈现和定义。能够让父母和伯伯她们夸赞她们的就是:她们读书还可以,听话!这也是她们唯一可以证明自己的东西。 文末矮婆住到了奶奶曾经住过的那间房,一个人,她不怕。 但是晚上还是被自己的月经初潮给惊醒了。我觉得此处是一个非常好的隐喻,这是一个女孩成长的一个里程碑,也是她开始成长的一个标志。伴随着奶奶的离世、妈妈的回来,生活又开始发生了新的一个轮回,但是她终于开始慢慢的长大了。 曾经因为下了一场雪,云霞的多肉差点被冻死。而第二年的夏天,也就是矮婆月经初潮的那一个早晨,阳光就刚好撒在多肉的叶子上,在露珠上折射着耀眼而闪亮的光芒,那一刻是全剧里矮婆为数不多的露出笑容的一次,生活终归是越来越好了。
这是一部朴素、真实、手工感十足的作品,一部“自然主义”的故事片。
2019年年底,蒋能杰在网盘上放出他导演的纪录片《矿民、马夫、尘肺病》(2019),观众可自取,打赏亦随意。
没想到的是,这部十分沉重的纪录片竟然成为了一时的“爆款”,蒋能杰也因此成为了知名的“网盘导演”。
在蒋能杰之前,也有导演把自己的作品放到网盘上任人观看的,但因此而迅速打响知名度并扩大影响力的,蒋能杰应该是第一个。蒋能杰之后,也有多位导演尝试成为“网盘导演”,却无法复制蒋能杰的“成功”。
在成为知名的“网盘导演”之前,蒋能杰其实已经在纪录片领域深耕十年,导演了《路》(2010)、《常春庵》(2011)、《龙老一生》(2013)、《初三》(2014)、《村小的孩子》(2014)、《加一》(2016)等纪录片,并多次获奖。他的纪录片主要关注留守儿童、抗战老兵、弱势群体等,公益色彩比较明显。
《矿民、马夫、尘肺病》是一部拍摄周期将近10年的纪录片,是蒋能杰最能沉得住气的作品。它的“成功”并非偶然,在某种意义上,它是蒋能杰的厚积薄发。
为了向《矿民、马夫、尘肺病》致敬,我特意把这篇文章的标题写成三个排列的名词。
《矮婆》(2018)是蒋能杰的第一部剧情片,在《矿民、马夫、尘肺病》之前完成。它是蒋能杰的留守儿童系列纪录片(《初三》、《村小的孩子》、《加一》等)的延续,同时也关联了《矿民、马夫、尘肺病》——它们都是蒋能杰的“湘西南山区乡村宇宙”的作品。
蒋能杰是一位坚守家乡的导演,他的大多数作品都是在家乡拍摄的。湘西南山区乡村(湖南邵阳市新宁县)之于蒋能杰,一如山西汾阳之于贾樟柯、青海贵德之于万玛才旦、贵州凯里之于毕赣、甘肃高台之于李睿珺。
相对于其他几位立足家乡的导演,蒋能杰似乎做得更加彻底,“家庭作坊”式的创作状态更为显著。《矮婆》中的演员和幕后工作人员,大部分来自“蒋氏家族”,其他非蒋姓演员,也大多是蒋能杰的亲友。
《矮婆》是一部朴素、真实、手工感十足的作品。影片中的演员,基本上都在“演自己”,角色与演员真实的生活状态高度统一。也许,他们的表演略显生硬、机械,但他们的状态都是在场的、本色的,和环境是融为一体的,一般不会让观众觉得突兀。
影片中的故事,也没有太大的波澜,似乎只是真实生活的“情景再现”。廖庆松的剪辑、林强的音乐,使得影片中的“情景再现”并非只是简单、粗暴的堆砌,而是有结构的,有层次的,甚至还带有些许粗粝的诗意。
1、村庄
蒋能杰镜头下的湖南山区乡村,相较于富庶的长三角、珠三角的乡村,是比较原生态、破败、落后的。
富庶地区的乡村,到处可见小洋楼、小别墅,而这里的乡村,土屋与简单的砖屋是绝对的主流。乡野之间,鲜见硬底化的道路。农田里,农民大体仍是以比较原始的方式耕种、收割。
和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一样,这里的农村的空心化也是很严重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留在村里的主要是老人和孩子。
影片开始的时候,为了生计,矮婆(蒋云洁)的爸爸决意外出打工,便交待他妈妈照顾他的三个女儿,又托付堂兄对她们多多关照。矮婆和她的两个妹妹便成了留守儿童。而村中的其他孩子,大多也是留守儿童。
和都市日渐成为陌生人社会不同,乡村仍然保留了熟人社会的特点,一家有事,族人、邻里都会来帮忙。矮婆的大伯,也就是她父亲所托付的堂兄,便对她家帮忙多多。农忙的时候,他帮忙收割。矮婆奶奶生病了,去世了,也是他带着族人忙前忙后。乡村虽然凋敝,却比都市更有人情味。
2、留守儿童
虽然有族人、邻里的帮忙,但很多农活、家务还是不可避免地压到了小学生矮婆的身上,她的妹妹蒋云霞也得帮忙。
矮婆平时在家要做饭,打扫卫生,还要照顾两个妹妹。农忙的时候,她要到地里帮忙,回家后还要晒谷。半夜暴雨,为防屋漏,起来拿盆接水的也是矮婆。很多在她这个年龄的孩子还在享受父母的宠爱,她却已经担负起一个家庭的重担。她的懂事、乖巧,让人心疼。
和大部分的留守儿童比起来,矮婆的“身世”比较特殊。她的生母来自河南,在她不满一岁的时候“跑”了。她的生母为什么“跑”了,影片没有明说,但可以猜测得到是因为贫穷。从影片中看,她是奶奶带大的孩子,她也跟奶奶最亲。身为长女,又缺乏父母的宠爱,应该是她如此过早地“自然地”进入“当家的”角色的重要原因。
影片中的留守儿童,基本上都是农民工二代。在已经解决温饱的前提下,他们不再像自己的父辈那样老实巴交、吃苦耐劳,他们更向往都市的生活,也努力追求“时髦”。在智能手机时代,他们也有了“自我放逐”的机会。
影片中的聪聪,考不上高中,通过手机接触外面的世界后,一心想投奔“自由世界”。而他的爷爷训斥他:“没力气,没本事,没技术。” 最后,聪聪还是带着年龄更小的蒋鑫去城里打工了。对聪聪来说,打工是一种自由,但作为“三无”少年(青年),他可能陷入了一种循环——父辈艰难谋生,他们苦苦挣扎,他们的孩子很可能成为“留守二代”,如此反复。当然,随着城市化运动的纵深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开展,这个“循环”也许会有解套的一天。
2016年的时候,官方统计,中国有超过6000万的留守儿童。从《初三》、《村小的孩子》、《加一》等纪录片到《矮婆》,蒋能杰让我们以管中窥豹的方式看见了这6000万孩子的生活状态。
3、尘肺病
若干年以前,矮婆所在的村庄,很多青壮劳力为生计所迫,曾到附近的矿井谋生。这个时期给村庄带来了严重“后遗症”,不少当年的工人患上了尘肺病。
纪录片《矿民、马夫、尘肺病》讲的就是那个时期、那些人、那些事。
从“日常的”聊天中,我们得知,村中的尘肺病患者不少,而矮婆的奶奶也曾经在矿井谋生。族人劝矮婆奶奶去做检查,她却说这是浪费钱。她病倒后,在矮婆的“协助”下,冷静地安排了后事。
这些都说明,她对自己的身体情况非常了解,她甚至准确预测了自己的大限之期。
4、少女
矮婆奶奶的去世,是这部波澜不惊的“自然主义”作品的“高潮”。奶奶的去世,意味着矮婆失去了最可靠的依靠,更意味着她的成长。影片的最后,矮婆睡在奶奶的房间里,夜里,她突然呼唤奶奶,却得不到回应,接着,她发现自己从儿童变成了少女——懵懂的她,必须独自面对这一切了。
次日清晨,矮婆在屋外清洗青春的印迹,脸颊绯红。摆在旁边的那盆将要衰败的多肉,似乎也焕发了生机。影片就此“定格”。
这个结局,非常精妙,且充满善意。
5、父亲
作为一名父亲,我最近在开始教自己的女儿写字。我不关心她写得好不好,我最在意的是她握笔的动作和写字的姿势,因为,写字她是一定能够学会的,而好习惯的养成一旦错过,就难以补救了。
我仔细观察了影片中的孩子,他们在写字时,大多存在握笔、坐姿的问题。这些问题极有可能是父母的“缺失”造成的。这些问题,应该也不会影响他们基本的读写,但我看着,还是感到莫名的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