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谜一样的双眼》 如果代表以色列出战的“申奥片”是09年的金狮奖得主《黎巴嫩》而不是横扫以色列学院奖的《阿亚米》,那么今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5强将会出现史无前例的金熊、金狮、金棕榈和戛纳评委会大奖的大混战。实际上,《阿亚米》虽然并未入围09年戛纳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但它仍然获得了当年戛纳的“金摄影机奖-特别提及奖”。所以在5部提名影片中,唯有这一部《谜一样的双眼》没有入围三大电影节,但它却已经在去年风靡整个西班牙语世界,在2010年的戈雅奖上横扫9项提名,在阿根廷自8月13日上映以来,观众超过两百万人次,获得850万美元的高票房,在西班牙和其他西语国家也都票房大热。 历史上阿根廷电影共有6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提名,其中1985年的《官方说法》最终获得大奖。本片导演胡安•何塞•坎帕内亚曾在2001年以《新娘的儿子》(El Hijo de la novia)获得过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他于1959年生于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主修工程学,但于21岁时退学并进入纽约大学Tisch艺术学院主修电影。1984年毕业迄今共拍摄了7部长片。坎帕内亚主要混迹于北美电视剧工业当中,曾在14部剧集中担任过分集导演,这些剧集包括著名的《豪斯医生》(3集)和《法律与秩序:特殊受害者》(Law & Order: Special Victims Unit,16集)等。
罪与罚 本片根据阿根廷作家艾德瓦尔多•萨切利(Eduardo Sacheri)出版于2005年的小说《他们眼中的质问》(La pregunta de sus ojos)改编。萨切利是一名高中历史老师,迄今出版过两本长篇小说和四本短篇小说集,他与导演坎帕内亚同担任编剧。影片围绕着一件发生于1974年6月21日的强奸杀人案展开,联邦法院职员本哈明•埃斯波西托接手案件的调查,虽然联邦法院匆匆结案,但在与死者丈夫银行职员里卡多•莫拉雷斯的交谈中,埃斯波西托从旧照片中发现了线索,将嫌疑锁定在死者的同学兼同乡戈麦斯身上。埃斯波西托与同事萨尔瓦多展开了自行调查,但戈麦斯已经失踪,萨尔瓦多发现戈麦斯是阿根廷竞技队的球迷,并终于在竞技队的一场比赛中抓到了戈麦斯,一番审理后戈麦斯虽然认罪,但戈麦斯被庇隆党的极右翼招募为打手,以对抗左翼游击队力量,由此竟然被无罪释放。戈麦斯出狱后大肆报复,埃斯波西托和上司伊莲被恐吓,萨尔瓦多被枪杀,被迫远走他乡。埃斯波西托在1999年退休之后仍然无法放下这一桩旧案,他着手以此为素材写一部小说,并试图与美女上司伊莲重修旧好。在小说完成前他拜访了莫拉雷斯,莫拉雷斯告诉他自己于1975年已经完成了杀死了戈麦斯,完成了复仇,但埃斯波西托最终发现,善良的莫拉雷斯只是监禁了戈麦斯。埃斯波西托最终去拜谒了好友萨尔瓦多的墓地,并解开了他和伊莲之间的心结。 影片的叙事采用了双线结构,年老的埃斯波西托创作小说的过程与作为小说内容的、25年前的案件调查交织出现。这种结构也可以被称作是“相册结构”,作为叙事主体的“相片/过去”以闪回的方式出现在作为叙事框架的“相册/现在”之中;而在闪回部分终结之后,故事线最终合二为一。而同时,这部影片的叙事方式又带有一定程度上的自指性质,埃斯波西托的“写作”行为成为叙事的节点和推进要素,而他“笔下”的内容则成为叙事的主体,同类影片如《赎罪》等。而这其中的有趣之处在于,老年埃斯波西托的“写作”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叙事的真实性,因为他声称自己写的是一部“小说”;但他写作的目的却又是试图了结一桩萦绕心头多年的心事,而他与伊莲的关系一直暧昧不清,他同时也试图通过写作和回忆来修复关系,这在某种程度上又反身消解了小说的虚构性。当故事和人生深深纠缠如此的时候,其实真实与否变得不重要了,我们知道的是,这个男人必须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内心。 影片中,戈麦斯强奸杀人,法律却并不会对他执行死刑,终身监禁是最高的惩罚。而在那时的阿根廷,国家的司法腐败,联邦法院并不愿意寻求正义,而只求早日结案;即使抓到了罪犯,也竟然会因为他“对国家有可利用之处”而将其赦免。影片中有良心的法院职员埃斯波西托和萨尔瓦多只能“非法调查”,而受害者的丈夫莫拉雷斯只能寻求“法外执法”。但有趣的是,即便如此,莫拉雷斯仍然遵循着“没有死刑”的原则,他调动工作到一个荒僻的小镇,将凶手戈麦斯监禁在自己的家中,耗费自己的一生来“执法”。当然,拉莫雷斯性格使然,他是一个银行职员,平素做事便一丝不苟,追捕杀妻凶手可以用一年时间在各个火车站守株待兔,于是他的“讲原则”看上去十足的迂腐,因为出于报复杀人对他而言轻而易举,并且也是理所当然,但他只是执行了法律没有执行的“判决”,同时,甘于自我放逐。这是一个颇为意味深长的悖反,如果法律和国家都丧失了正义和公信力,那么个人应该怎么做?
我想,原著小说《他们眼中的质问》(La pregunta de sus ojos)的作者艾德瓦尔多·萨切利(Eduardo Sacheri)将这个悬疑故事的时间跨度设置在1974~1999年绝非偶然:暗杀、绑架、腐败、恐怖,这是阿根廷现代史上最黑暗的一段时期,这也是为什么本杰明半梦半醒中写下扑捉灵感的话语会是“我害怕”(Temo)。本杰明向记忆深处回溯探寻凶案的过程,同时也代表了这一代人向历史回溯追寻真相的过程,他不顾二十五年后莫拉莱斯“把一切都忘了”的呐喊,像个幽灵一样偷偷潜回农场,在漆黑的夜里终于找到了答案——一个充满意外的、令人无比震惊的答案。这答案照亮了他早已变得黯淡的人生,让他终于从恐惧走向了爱,走向一个无所畏惧的明天。
那么对阿根廷的历史来说,作者艾德瓦尔多·萨切利和导演胡安·何塞·坎帕内亚(Juan José Campanella)的意图是否是对“政治独立、经济自由、社会公正”的庇隆主义的回归呢?我想并非如此。“社会公正”只是庇隆主义的一个方面,它也只是“正义”的一个层面。我始终觉得“他们眼里的质问”、谜团的核心,让一个社会从恐惧走向爱与光明的,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正义与尊严。它并非阿根廷的特例,它适用于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段历史。只有这种正义的地位得到维系,法律的公正得到伸张,一个国家的人民才能获得尊严,才没必要走上屈辱的SF之路,才不会绝望的在自家阳台上ZF,才能吃上放心的米、给孩子喝上安全的奶,才能够自由大胆地讲真话,不用挤破头皮到外国抚养自己的下一代,才能活得像个抬头挺胸的大写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