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所应为 Do the Right Thing(1989)

又名: 不作亏心事(港) / 循规蹈矩 / 不做错事

主演: 丹尼·爱罗奥西·戴维斯露比·迪理查德·埃德森吉安卡罗·埃斯波西托斯派克·李比尔·努恩约翰·特托罗保罗·本杰明弗兰基·费森罗宾·哈里斯茹瓦·李米盖尔·桑多瓦尔里克·埃罗约翰·萨维奇塞缪尔·杰克逊罗茜·佩雷兹罗杰·格午埃文·史密斯史蒂夫·怀特马丁·劳伦斯伦纳德·L·托马斯弗兰克·文森特理查德·哈伯森斯蒂夫·朴金妮·杨肖恩·埃利奥特埃里克·德拉姆斯加里·帕斯托雷尼古拉斯·特图罗

类型: 剧情喜剧

制片国家/地区: 美国

上映日期: 1989-05-19(戛纳电影节) 1989-06-14(法国)

片长: 120 分钟 IMDb: tt0097216 豆瓣评分：8.2 下载地址：迅雷下载

演员：

露比·迪

影评：

  “做正确的事”斯派克·李在这部电影中强调了这样一个政治哲学命题。那么什么又是“做正确的事”呢？他没有做一个政治层面上的法官，简单的做出对与错的判断。他更像是一个道德层面上的检察官，告诉你种族，暴力，权力斗争这些东西的存在，并将它们呈现在观众面前，让观众做出自己的判断。
   有人认为“种族主义是资本本身固有危机的表现”在这部电影中，资本形式是为经营销售的经济实体即各种商业店铺。这些商店均为除黑人以外其他人种：白人黄种人所经营。在一些黑人看来（如ML）这种商店的商品形式直接与他们的思想形式相关联。影片将焦点集中于萨尔比萨店的比萨。其实它就是一块块普普通通的比萨而已，但是在黑人看来，这一块块比萨还承载着一种具有种族意向的“思想形式”。具体来看这种思维形成的原因。
    黑人文化中存在着一种对“内在价值”的普遍认同感。也就是说黑人具有极强的文化认同感。他们的文化价值被使用者广泛接受。有了一种“文化优越感”。（影片中萨尔的比萨店墙上的意大利籍名人照片引来不满）这种“文化优越感”的首要敌人就是以白人文化为代表的强势文化。与强势文化的冲突让黑人越发不能接受这种文化。相反，强势文化成员却很容易接受黑人文化这种亚文化。照片这个文化符号在影片中被放大了，与之并列的是壮汉雷迪奥的大录音机中播放的黑人音乐。这两种文化符号的并置，在其他地区也许可以和平共处，但是在纽约，在布鲁克林，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在ML看来照片这种文化符号是强加给了它的对象的。而这一切正是因为萨而是这家店的主人。他拥有这个权利，这样照片这个符号就成了具有多方面所指的一个概念，照片中的名人并不仅仅是为名人本身。他们被看做了对黑人文化的一种挑衅。
     斯派克·李并没有像大部分好莱坞电影一样，通过环境与人物在表意上的特殊处理将种族与阶级关系非政治化。相反，他通过对环境的渲染（呈现出黑人街区的群像与白人商店的个像），对人物的刻画（充满黑人风格的对白及大量争吵的桥段）来突显出种族对立。又通过警察这一媒介，将这种对立政治化。他用了一种极其现实主义的手法来展现种族关系，这种关系表征在一个普普通通的炎炎夏日里，不是平常的不引人注目的平和，更不是日常生活里的无动于衷，而是平静中暗含的矛盾，直至影片最后激烈的仇恨与冲突的大爆发。斯派克·李的高明之处呈现在了结尾。影片的绝大部分充满了抱怨与争吵及激烈的音乐。但在最后一刻，当这一切都消失的时候，导演成功地将这一切推向了观众，观众再也无法要求导演给出明确的答案了，因为导演已经用沉默表明了他的态度。
    影片中的暴力问题也很值得探讨。在大部分时间中我们并没有看到以往电影中与黑人如影随形的暴力。但这一切的积累，只是为了最后的族群冲突。这次暴力事件的受害人中直接受害人是白人，但雷迪奥的死亡让黑人也成为了受害者。其实，暴力事件的发生让双方都成为了输家。萨尔是个白人，但是否他就应该为种族歧视承担责任？穆奇认为是的。但实际情况是穆奇对萨尔提供的工作条件不满在先，在此基础上转化为了种族歧视的视角。这次看似强悍的暴力到最后演绎了它的脆弱。警察的集结而至，最强壮的雷迪奥几分钟变成了一具尸体。而这场暴力的结果呢？只不过是毁掉了一件比萨店。斯派克·李对暴力采取了一种在赞成与反对之间游离的态度。一方面，不通过暴力无法获得应有的尊重。但另一方面，暴力又无法控制，其结果往往是两败俱伤。
    黑人社区的群描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真实的黑人的“话语社团”。这种只属于黑人的文化语境下的话语在传播，被传播；在生产，被生产；在保管，被保管。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圈子，它严格的控制外人的介入。而这正是黑人文化一个明显的缺陷：它缺乏一种包容性。对于“话语社团”之外的其余文化语境的拒斥，让它显得有点不近人情。斯派克·李更重要的是为我们呈现了这个“话语社团”内部发言人，话语权的斗争。这个社团中有人对待白人的态度较友善，但又有人非常极端。影片在这一点上的处理，让影片更具戏剧性，避免了走向乏味的“生活流”的叙事。极端的如ML，肤色成为了他现实生活中区分敌人朋友的唯一标准。态度友善的如穆奇的妹妹，她与萨尔情投意合。但是他们会有结果吗？斯派克·李在两年后用《丛林热》做出了回答。身份的壁垒最终毁掉了一对爱侣。
    影片中黑人，白人，黄种人他们均被刻画成同属下层社会的一部分。白人与黑人是在一个相对平等的地位上来诠释的。但这种相对的平等与根深蒂固个种族歧视放在一起构成了现实图景与思想图景之间的矛盾。现实中的平等被思想扭曲成了一种不平等。当黑人们疾呼取消种族歧视时，其实，他们才是种族歧视观念最顽固的守卫者。本来平等的工作，在他们看来成了剥削和压迫。穆奇，ML们，你们是不是太敏感了？斯派克·李拒绝了一个速写式的故事，创造了一个更真实，更令人深思的全景式的神话。
    作为视马尔科姆为其“精神教父”的斯派克·李，在他的影片中马尔科姆从未离开。《局内人》《25小时》这些看似与此无关的作品，也潜含着马尔科姆愿抛开肤色种族差异，寻求交流可能性的努力。1992年，他更实用一部传记电影向自己的偶像致敬。当然，在像《为所应为》这样的探讨种族问题的电影中更是少不了马尔科姆。影片结尾引用文字与照片的具象，与影片中情节与对白的抽象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无所不在的马尔科姆。
    马尔科姆对黑人身份的认识源于他的一系列悲惨遭遇。这同时也是美国黑人生活中经常出现的：暴力犯罪，牢狱之灾。马尔科姆短暂的一生是为黑人自救的一生。他与马丁路德金一样被暗杀，却无法与金享有一样的政治地位。他被自己的同胞攻击，谩骂。他不是一个“我有一个梦想”的理想主义者；他是一个“我们不能等待自由”的社会实践家。斯派克·李从马尔科姆身上找到了未来：交流，沟通，合作，真诚。暴力事件的发生均是由于交流，沟通出现了问题。你不能指望每个人拥有同样的能力，才干，优势。人生而平等，告别了政治的乌托邦，它就只是一句空话。那么，后天的平等要怎样去创造呢？暴力还是沟通？这真是一个悖论吗？
    马尔科姆说：“错了就是错了，不管是谁做的，还是谁说的。”斯派克·李说：“做正确的事”。对错之隔，也许真的只是在毫厘之间。
没想到今年还能写篇评论。
这种事真的很怪。
你可以在意大利因为超市收银员爱搭不理的态度火冒三丈，然后回到旅馆里说“我觉得黑人看起来都好脏”；你可以对着白人大喊大叫“u can't call me nigger”，又对着亚洲人说“plz open up your eyes”。这种事真的很怪，就像它反映了人的所有弱点：从众、固执、刻毒、盲目——最重要的是自私，不到自己身上永远不知道什么叫痛。
这就是我对种族歧视所认识的一切，但又远不止如此。这大概是我写这篇评论的原因，不单在于电影本身，它给了我思考的契机，让我想记录自己现阶段的想法，但又因我必定无力诉说关于它的一切，我只能尝试写下我对它认识的一切，为我们处于这样一个年代：一切都还未好转的年代、一个将与世界隔阂更深的年代。
美国影坛从来不乏反映种族歧视的作品，《美国X档案》《弗鲁特韦尔车站》《绿皮书》《隐藏人物》《撞车》……你甚至还能在《逃出绝命镇》《我们》这样的恐怖片里看到黑人的政治诉求，这些作品的确反映了美国黑人的曾经与现状，但是却没有一部能像《为所应为》这样深刻。种族问题是复杂的，但他们几乎都将其简单地归于二元对立：无辜的黑人、愚昧的白人、苦难的社会和暴力的警察，好像这就是所发生的悲剧的一切。
同样，对于这部电影而言，你当然可以这样讲述这个故事：布鲁克林的一家披萨店在1989年的某天夜晚发生了火灾，这一切起因于意大利裔的老板砸烂了一位黑人小伙儿的收音机，而这位黑人小伙儿和他的同伴，只是想让这家以黑人社区为主要盈利对象的店在店里的名人墙上挂几张黑人的照片。店主一家人与这群黑人发生冲突后，警察很快赶到，在控制局势时误杀了这名持有收音机的黑人男子并迅速离去，警察离开后，群情激愤的黑人居民袭击了这家披萨店，另一批控制局势的警察很快赶到，并用高压水枪进行镇压。
又一个经典的种族歧视新闻，如果没有斯派克·李的详细刻画的话。关于这条街区的失业和混乱，关于这位老板是多么喜欢他的顾客，关于当天被关上的店门是因为什么被打开，关于这些人要求挂黑人相片的根本起因，或者还要说到就业政策，说到历史文化，说到社区特性……这才是一切。我当然不是否定二元对立故事的一切，毕竟电影不是社会学论文，我也会为这些电影的情节而愤怒、流泪、感同身受，它们也的确是平权运动中重要的一环，但在回顾上，在深度上，《为所应为》显然值得所有赞美，它更像是一种反思和训诫，并且在将要迈入21世纪20年代的今天依旧适用。
在我看来到今天黑人的政治诉求好像变成了一门生意，与所有的文化产品一起快餐化了。影视、音乐、社交网络，你的产出甚至不需要多高的质量，只要去迎合了，就能获得关注与赞许。关于黑人文化的一切，就像电影里结巴在街上贩卖的黑人精神领袖明信片，Malcom X, Nelson Mandela, Muhammad Ali,Michael Jordan……你几乎可以在今天所有黑人音乐家的作品中听到他们的名字，我并非说他们不值得敬重，而是到今天他们更像是一种简单的符号，你不需要真的了解他们的伟大之处，只需要知道今天用这些名字写词的娱乐大咖都是“新黑人领袖”。我想到Beyonce的The gift以非洲为背景，黑豹这部电影以非洲为背景，是的，他们都是黑人，在以黑人文化为灵感源泉创作黑人的艺术作品，然而在根里，这些多少代之后的非裔美国人又和非洲有什么关系，难道创作这些的人、追捧这些的人不是在美国的流行文化中长大的？难道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受过土生土长的非洲音乐熏陶？当然，这样的身份强调得到认可固然不能说不好，无论出于什么目的，转过几手，总归是一种传承，但这样的强调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我总是感觉现今的文化创作好像走进了一个误区，一个固步自封、强调自己身份归属的误区，这些黑人艺术家，好像必须“为自己的种族”说话，这成为他们文化生产中天然的责任。这样的现实是很暧昧的，一方面必须为自己的种族发声，另一方面你的产出受众又是所有人，排斥与对抗这种天然对立却共存，变成一种两难的理所当然。我想起前年Kendrick Lamar在巡演中的一件事，他邀请一名粉丝上台唱歌，歌里有很多n-word，粉丝是白人，玩嗨了没注意按原词唱了，场内有点混乱，最后Lamar紧急掐麦，提醒粉丝后才把场面控制回来。这件事让我觉得很典型，好像是现今的一个缩影，诉求提出了，公众认可了，大家和平了，但是同时这种和平又是脆弱的、表层的，好像一方面在提倡众生平等，另一方面又有一条隐形的不可逾越的线把我们分开——就像没有人说我们会歧视维吾尔族，然而你只需要去新疆看看就知道，各处设的关卡，这些非汉族面孔等待过关的时间显然要久得多，好像这是自然的，你可以和他们喝酒吃肉，在树下野餐，也可以将他们的等待时间看作理所当然——在Lamar这件事上也是如此，你可以爱我们的说唱到背下每个词的程度，但是千万小心，就是不能说出那个几乎每句词里都有的n-word。
在这个世界，不同种族间暧昧的隔阂就是这样理所当然，各个族群的共生与脆弱的平衡也是这样理所当然。理解原本是一件很难的事，所以你会去恨自己完全不了解的人，会因为他们属于另一种文化、另一种肤色感觉不安，而这种不安又是如此容易被利用，它可以用来博你的关注挣你的流量，也可以成为被借助的暴力，就像在这部电影里，其乐融融、充满希望的一切会跟着一台收音机如此轻易的破碎。
我想到对岸。种族问题听上去好像只是不同肤色的事，但实际上还是两种文化的事，因此我想我们与他们也能归于电影中所描述的此类，隔阂的文化，脆弱的红线，暴力的发生。中国人真的会很常有“同样面孔的误会”，而我们与他们的差异的确大到仿佛真的是两个种族，政治文化、语言习惯、生活方式、发展历程……我记得小学第一次到香港，我从来没见过的自动贩卖机、无线鼠标、左行车道，一切都是那么新鲜和友善，今年2月再次旅行的时候，反对的标语在路旁出现，遇到两次不耐烦的店员，再后来就发生了那些事。最初我和朋友在讨论的时候，只是把它看作民主制度下的一般政治现象，然而发展到今天，难道与这部电影里所描述的一切不像吗？当然我知道这个世界有很多好人，我在异文化下接受的也是善意居多，但就像我说的，它是暧昧的，当正确的诉求偏离到错误的轨道，混乱中掌控暴力的永远都只会是无赖。就像我也同样不齿这岸那些满口谩骂、嘲讽的人，因为我相信这些自大的、不肯去了解他人的人，到了对岸一样会变成今天自己辱骂的对象。
我痛恨所有隔阂、不公平与暴力，尽管有时候我也是其中的一员，尽管我知道这一切在我们的有生之年不会变好，甚至因为他，我们会受到越来越多的误解（因为我们与世界舆论天然地脱轨了），因此在2019年12月4日夜，我尝试写下脑子里关于此的一切畅想。
这部片子是一部出色的群戏，Spike Lee控制群像的能力丝毫不逊于Robert Altman。且每个片断都独立成章、亲切幽默，如同优秀的短篇小说连作。更可贵的是整体感觉毫不松散，如此多的人物、场景，都是用同一种情绪串联在一起的。一整条街道的风貌就好像一个角色一般，这个角色就是Spike Lee扮演的，既是导演，又是主演，真的是属于他自己的电影。看美国的独立电影总是有惊喜，因为这些导演有鲜明的作者感觉，能够去掉四平八稳的学院习气。黑人导演的电影没有新英格兰人那么掉书袋，没有扬基佬那种自己找抽的雅痞感，但是有黑人文化中固有的节奏感，跃动的节奏。整部片子画里画外都是疯狂的rap或是煽情的blues，所有人都是手里比比划划，说起话来像连珠炮般不停。同样在影片中，远景和中近景的结合仿佛有节拍般切换，或者干脆停住框住二三个人物展现出印象画般的质感。在这种蓝调般感觉中，人物的和活动也比较随性，角色并不是摆在画面中，而是自由的在场景中行动，甚至会不经意的跑出镜头外。但是镜头并不乱，只是随着节奏在移动、切换、变焦，就算是突然的拉焦，或者是倾斜的视角，都带着一种强烈的带入感。因此带来了自由的情绪，因为自由而在真实的抒写。至于影片所要表达的思想，Spike Lee在他的作品中一直在重复同一母题。在《Malcolm X》中，他借用这个最理想的人物而达到了最充分的表达，即对暴力性的仇恨的反对，对黑人群体的弱势形成原因的自身反思。片中的时间仅有一天，场景也只限于一条街道，但形形色色的人物成为了很好的缩影，使得这最热的一天成为普通而又特殊的一天。Lee在这片中扮演的角色既是一个最好象征，自身的放纵和不思进取，毫无目的的冲动性的仇视，盲目的自尊和逃避的懦弱，成为了一个既不满足又不做出自身努力的黑人，在这个个体上显示了Lee对自己同胞的一种失望。忠厚善良的大市长，不停生事的ML，疯疯癫癫的Smiley，努力工作且满腹牢骚的Tina，还有播音的love Daddy，所有人都从事着琐碎的活动，成为某种社会人物的缩影。同样，其他族裔的美国移民也出现在影片的街区中，波多黎各人，意大利人，韩国人，勾画着这个移民社会一种混乱的声音。最后的高潮，萨姆的比萨店的骚动，更是对六十年代黑人民权运动的一种刻画与讽刺，莫名其妙的冲突，对有业者的仇视，骚乱过后的废墟，有一种荒诞的苍凉。King Jr.和X都成为过去社会的符号，Lee所寄望的是自己族裔的自我觉醒和与社会的相互理解与包容，换句话讲：不做亏心事。这种可贵的心态，倒是值得很多“愤青”们学习一下。
本文首发于“幕味儿”
还记得今年年初，法国戛纳电影节宣布美国导演和制片人斯派克·李将出任第73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很多人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其实，这是戛纳首位非洲裔评委会主席，意义不可谓不大。
斯派克·李曾获得第88届奥斯卡终身成就奖，他最负盛名的作品就是整整30年前的《为所应为》。而如今，《为所应为》已被誉为最伟大的黑人电影，这部影片以成熟的手法塑造了黑人社区中的种种矛盾和对立，描绘了一场黑人运动的爆发。
如果今年的北京国际电影节能够照常进行的话，《为所应为》极有可能成为“经典修复单元”最热门的影片之一。
在《为所应为》的开场，伴随着“Fight the power“的音乐，一个年轻女子疯狂扭动着她的身体。“Fight the power”也成了全片非常引人注意的一句话，高大Radio提着大大的收音机在街上走来走去，里面也不断重复这首歌，结巴的Simely也结结巴巴地说着要斗争。
为何要斗争？跟谁斗争？我们可以细细分析一下。
谈“斗争”之前，我们要先了解美国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社区”。国外的理论界逐步完善了社区的概念 , 概括来看 , 国外学者认为社区的基本要素主要有:
1、有按一定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组织起来共同生活的人口；
2、有一定的地域和环境条件, 包括地理位置、地势、资源、气候、经济、交通和公共设施；
3、有自己特有的文化、制度和生活方式；
4、在情感和心理上有共同的地域观念、乡土观念和认同感。
由此可以看出, 社区首先具有地域性特质, 同时还包含着一定的历史文化的含义以及制度设施和物理设施。
影片中发生的环境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黑人社区当中。
在这样的社区中，黑人因为具有人数和文化的优势，而以主人自居，社区中的黑人年轻人可以随意嘲笑新搬来的小伙子。
同时美国社区治理是多个主体自由和平等参与的过程，社区治理权力不是被政府或者社区代议机构垄断，也就是说这在这黑人社区治理中，黑人的自我管理和约束占很大的比重，但这并不代表着国家权力的缺位。
影片中不断出现两个开车游荡在这街头的警察，尽管他们连一起小纷争都懒得解决，但他们出现就宣告着国家权力的在场。
两个警察在街头巡逻的时候，有一处非常引人注意的镜头：两个警察和三个坐在街边的黑人老头互相对视。这处镜头中没有对话，但却非常值得细细琢磨，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金棕榈获奖导演迈克·摩尔在代表作《科伦拜校园事件》（2002）中做过一个小动画，讲出了贯穿美国历史的“恐惧”，批判美国白人因对黑人的恐惧而滥用暴力。我们也可以把这个适用范围扩大到黑人身上，黑人和白人应该是处在一个互相“恐惧”的状态之中，所以他们互相“警惕”。
国家机构由白人掌控，所以这种警惕也就延伸到了国家层面。这也就好理解这处镜头设计：双方就像各自警惕的对手，尽管目前相安无事，但他们互不信任。
让我们想想现实中的一些黑人运动事件的发生的起因，它们的导火索很多都是一些“琐事”，例如开车超速、小偷小摸等等，但一旦发酵，很容易酿成惨案。因为双方都保持着一个随时搏斗的姿态。
2019戛纳大热《悲惨世界》，几乎相同主题复现
这也印证了黑人运动的另一个有意思的点：突发性。
影片中的冲突从出现苗头到出人命其实非常快，连一天的时间都不到，而且也是因为一些小事而引起的。但这其中又蕴含着它的必然性，这里的互不信任又精确到了社区不同种族之间。
意大利裔、韩国裔等居民同样与黑人处在一个不信任、内心咒骂的状态，但他们又互相依存。意大利裔和韩国裔需要黑人来消费他们的商品，黑人需要到他们商店进行消费，但又担忧韩国人赚钱抢走他们的住所和工作。
这种矛盾的状态极其敏感，一处暴力的发生就可能会产生连锁反应。黑人们的社区主人意识在暴力后迅速膨胀，他们似乎可以随意处置“外来人口”，所以黑人们在焚烧了意大利裔人的比萨店之后还打算抢劫韩国人的商店，韩国人不得不强调“You me same”和“I black”来换取宽大处理。
回到开头我们谈到的两个问题：为何要斗争？和谁斗争？
第一个问题，因为比萨店老板歧视黑人，但细细一想，在斗争起因中占更大比重的反而是带头三人和比萨店老板的个人不满。
那么第二个问题，和谁斗争呢？是那个意大利裔美国人吗？看起来是这样的，白人具有一种相对的优越感。可是这样并不令人信服：黑人似乎处在一个无所事事没有工作却到处找事的状态，是不是也有些过于敏感了？
带头找事的三个人他们发泄个人情绪大于他们要为黑人谋平等，而且放火烧比萨店的是每天念叨着马丁·路德·金和马尔科姆的结巴——这个很重要，因为这直接决定了这场“斗争”的是否合理。高大的Radio死于镇压骚乱的警察之手，当对白人的私人不满逐渐发展成和国家机构的对抗时，一切的性质都不同了。
这似乎成了一个困局，因为在这像链条一样的环节中，似乎每一处都没什么问题，但最后的结局却又是如此的不知所措，不知出路在哪里。
最后斯派克·李以马丁·路德·金和马尔科姆的话做结，这两段话对照着影片来看都太“理想”，自卫的暴力容易发展成泄私恨，固有的种族歧视观念也不一定会在沟通中有所改观。
影片中和善的黑人老头一直在说做正确的事情，但是什么是正确的事？
这个问题也在一直影响着斯派克·李。
这里就涉及到了导演的态度，斯派克·李是怎么看的？
斯派克·李在美国社会中应该是具有两重身份，他是美国精英，又是黑人精英。这就要求他从两个立场来看待这件事，他深刻地体会到这种“Fight the power”的荒诞性，但白人的不自觉的优越又确实存在。
作为黑人，他站在反种族歧视的第一线，批评奥斯卡的“纯白”，在《绿皮书》（2018）拿到奥斯卡最佳影片后愤然离场，在《黑色党徒》（2018）中用格里菲斯的手法回击3K党。
作为美国精英，他又不能为了迎合自己种族的喜好而丑化白人，他要致力于黑人和白人的包容和友善，就像他在《圣安娜奇迹》（2008）中拍摄的那样。
而在同样多元化汇聚的中国，这些年也兴起了很多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
中国虽没有像美国那样多元种族的激烈对抗，但中国少数民族导演在拍摄本民族影片时，也通常站在两种不同的层面：既是民族性的，又促进多元文化互相包容，为社会和民族提供反思和改进的切入点。
这或许就是我们从斯派克·李和《为所应为》中获得的启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