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齊娜的《三件事》在國內外獲得“極具爭議的好評(succès de scandale)”的兩年之後,齊娜一度陷入電影製作資金短缺的困境之中。本來打算在1998年拍攝長片《命運的再轉變》(這是對前作《命運的轉變》的戲謔),結果因為俄方不願投資,齊娜的長片計劃也就胎死腹中。值得一提的是,在1999年俄羅斯政府向米哈伊科夫的電影《西伯利亞的理髮師》投入4千5百萬美金的鉅資以便更有實力地去衝擊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的時候,齊娜卻在自己的短片《寄往美國的信》的發佈會上遭遇眾多的揶揄。其中一位記者問到:“齊娜·穆蘭托娃,要是它們(俄羅斯政府和相關部門)給你4千5百萬美金要你拍一部‘大片’,你是否願意?”自尊心一向極強的齊娜回答道:“我製作短片是我對自己現狀的嘲諷和紀實。沒有錢,我依舊可以發揮我的電影才華。再說,我一直在向那些在俄羅斯用電影來‘賣淫’的工作者們作出抗議。對於我來說,我用不上這筆鉅資就可以拍出我的作品!”而齊娜也就靠著《寄往美國的信》在烏克蘭基輔電影節和柏林電影節上繼續展現自己的電影才華。而在2000年的柏林電影節上,齊娜成為第一位獲得“安傑伊·瓦伊達自由獎”的得主,並且獲得5萬5千美金的獎金。而齊娜就憑藉這份獎金,繼續拍攝她的一下部作品《二等公民》。誠然,《寄往美國的信》成為了齊娜的跳板。
再是,則是短片最後一幕中,Oleg吟起了所謂的《流亡者之歌(Ode to an Émigré)》其實也是引用了蘇聯詩人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的詞典和詩歌上的“抑抑揚格(anapestic)手法”再進行鏡頭前的即興創作。
到了短片的尾聲,Oleg和攝影師相擁離開吟唱起的獨唱曲則是來自波西米亞人的歌曲。
很明顯,以上所述都能體現齊娜在“對白的容量”上的大費周章和用心良苦。只不過,更多地被認為是“話癆”所為。至於,短片是否存在“超現實主義”的意味。反倒覺得這是齊娜進一步加深對現實主義的挖掘。正如影評人Stishova所言:“Muratova,for all her aesthetic radicalism,never breaks with reality...”一樣,齊娜依舊用現實主義去演繹她的“跳板故事”。